“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个值得考虑的问题。去忍受那狂暴的命运无情的摧残，还是挺身去反抗那无边的烦恼并把它扫一个干净？这两种行为，哪一种更高贵？”

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就像一把大锤，将一块大石头砸碎，而希望集团就如同碎石下面的一粒种子，迎着渗入石缝的雨水成长。刘永行兄弟的创业历程，几乎成为了改革开放后实施的相关重大政策的最好和最鲜活的注脚。而刘永行兄弟从一开始就坚持“只走前门，绝不行贿”的选择，让差点夭折于“倒春寒”

突如其来的“倒春寒”

“钟书记，我们想把厂子捐赠给国家！”

1990年寒冬的某天，刘永行四兄弟手拿着签好字的捐赠书，一起来到新津县委找到钟广林。

此前的一天晚上，他们经过一个通宵的思考和斟酌，最后做出了一个痛苦的--把自己辛苦创业8年赚来的总共2000万资产的企业无偿捐赠国家。这位一直在幕后支持刘永行兄弟企业发展的县委书记，看完他们递过来的捐赠书，半天说不出话来。

沉思一会后，钟书记满脸凝重地对他们说：“饲料厂是你们一手创办起来的好企业，我看谁也拿不走，国家不会不保护这样的企业。至于你们的顾虑和要求，不是我一个人能说了算的，我们要开会，县委、县政府会给你们一个明确的答复。”

临别时，他还叮嘱：“你们不要惊慌，搞好厂里的生产要紧。不要声张，至于现在有什么变化，咱们先看看，但我相信国家会一天天发展好起来的，我支持你们。”

“要让中国沉睡！”拿破仑曾如此告诫道。但《约旦时报》在1986年打趣地评论道：“但是近来的事件表明，中国人不仅醒来了，而且可能得了严重的失眠症。”

中国改革开放的速度之快确实出乎所有人意料。出生于中国并在中国生活了15年之久的美国学者鲍大可，是一位典型的“中国通”。1988年，鲍大可发表对中国改革开放的看法。他认为：中国10年的改革的步子之快是始料不及的，但同时也带来了不少社会问题。

比如老百姓的期望值变得更高，收入差距也越来越大，地区之间也如此，这都给进一步的改革带来了困难。日益严重的官僚腐败，也是改革滋生的一个大问题。老百姓不能确信，今后的改革是否还会继续给他们带来好处，因此，假若中国政府不处理好来自底层的情绪骚动，整个社会就可能发生动乱。

鲍大可的观察和预测很准确。事实上，仅仅在一年之后，他所担心的事情就发生了。

1989年，对中国来说是一个政治紧张、经济疲软的年份。通货膨胀、官员腐败、民工热潮等诸多难题都在这一年加速发酵。因为前苏联和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政局的持续恶化，让国内一些人开始担心：如野草般疯长的私营经济也会让社会主义中国“变色”！此种担忧最终导致了中国经济出现了“倒春寒”现象。

1990年2月22日，北京一家报纸发表了一篇有来头的长文《关于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文章提到一个问题：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有没有经济上的根源？有没有一种经济上的力量支持他们？

文章直接点破：私营企业和个体户就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经济根源。文章还厉声质问：推行资本主义的改革还是推行社会主义的改革？资本主义的改革，说到底，是取消公有制实现私有化，取消计划经济实现市场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