兄弟四个感到了巨大的压力！性急的陈育新马上拿着支票跑到县税务局，对局长说：“我们的税金都是按你们的要求缴的，缴税时双方都是确认无讹的。现在如果说我们逃税的话，那我就把支票放在你们税务局，你们认为要缴多少就直接填支票好了，这样我们总不会再有逃税的可能了吧……”

这位局长对希望饲料厂的税收情况很熟悉，自然不肯收这本支票。他安慰道：“这只是领导的一面之辞，他也没有经过调查，你们的税帐是清楚的，不用担心。”

在税收上没找出太大的毛病，但过不多久，又有人直接找上门来发话了：“你们的经营违背了国家的有关法律，雇用的工人多达100多个人，属于剥削。按照有关规定，经研究决定关掉希望饲料公司。”

刘永行兄弟感到十分震惊，也百思不得其解--他们带领农民致富，给100多个人安排了就业机会，也为国家交纳了大笔税收，并且击败了洋饲料品牌，为什么对这样的企业说关就要关掉了？

自小就对政治充满畏惧的刘永行兄弟，知道个人微薄的力量在强大的国家运动面前，不过是螳臂挡车。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他们最终决定，还是把企业无偿交给国家，只要不关门并继续让他们经营就好。

在一片风声鹤唳之中，传来了一个让他们惊喜万分的答复：“国家不缺这点钱，国有企业多得很，你们创下的企业还是归你们所有，由你们经营。希望饲料公司在你们手里经营比交给国家经营好，增值更快，这样于国于民都有利。”

1991年底，正是姓“社”姓“资”的争论到了最尖锐的时候，成都人大委员会主任何郝炬来希望视察。随行的新华记者对希望公司与正大集团的竞争表示了极大兴趣，在详细采访了解后，回去写了一篇文章《四兄弟创造“希望” 敢竞争超过“正大”》。1991年12月8日，新华社《内参选编》刊发了这篇文章，立即在全国各级领导层中产生了重大影响。

另外，香港《资本家》杂志、英国BBC电台及《世界日报》、《星马日报》、《天天日报》、《南华早报》、《联合报》等都以惊诧的笔调报道了“希望”这颗突然升起的希望之星。

后来有人分析说，当时政府这样处理，可能和希望公司已经形成的影响力有关--经过刘永行四兄弟几年的努力，希望公司已经成为中国私营企业中的一面旗帜，在国内外都有了一定的知名度，如果处置不当，可能在全国产生爆炸性的影响，也会在国际上引起不好的反响。

刘永行兄弟一方面感谢媒体在需要的时候伸出了援手，一方面也感到特别心酸，因为私营企业在当时没有得到应有的地位。

2004年，有记者这样问刘永言：“希望集团哪个阶段最困难？”

刘永言仍心有余悸地说：“1990年最困难！当时有人要清算私营企业主，我们不得不把全部财产2000万捐献给国家，都签好字送到县委，结果没有批。如果批了，希望集团可能就不存在了，我们兄弟的命运就是另外一回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