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兄弟四个有一定分歧，但他们最终还是达到一致意见：把新津的饲料生意复制到外地去。考虑到当时地方保护主义特别严重，他们决定先在四川省境内试试。

先易再难，第一站选择了重庆。重庆希望公司一共投入1300万元，占地42亩，设计年生产能力10万吨的建设工程，从选点、审批、征地、设计到施工建设最后竣工验收，总共只花了5个月。重庆市的一个领导来看了后，夸奖他们的建设速度是一个奇迹。

重庆希望公司刚成立的时候，总共只有30个人。干部们和仅有的几个销售人员一起背起饲料下乡，用原来已经取得成功的那一套销售方式开始进行推广，结果在川东一下子形成了“希望饲料”的热潮，当年就在当地市场取得了销量第一的成绩。第一年重庆希望公司的利润就达到了1000万元，基本上收回了投资。

重庆希望公司顺利进行的同时，刘永行兄弟又开始在四川境内寻找其他投资的机会，后来确定了绵阳希望项目。重庆和绵阳两个地方都是希望公司的独资项目。虽然重庆和绵阳两个项目的建设速度快得赶上了火车，但仍然跟不上饲料行业如火箭般的发展速度。

而当时，在全国各地，国营饲料厂因为在与正大集团之类的外资企业的竞争中纷纷败下阵来，不少企业陷入了困境，这让刘永行兄弟产生了靠兼并国企来加快自己发展的想法。但出乎意料的是，这种合资兼并国企的设想却在刚迈出第一步时便遭遇了重大挫折。

时势造就英雄

“从内心的最深处来说，我对邓小平充满了尊敬。可以说，我的人生中每一次重大的转折，都与他所推行的政策有关。”刘永行曾经如此深情地感叹道。此言不虚，刘永行兄弟的创业历程，几乎成为了改革开放后实施的相关重大政策的最好和最鲜活的注脚。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1992年，中国改革开放在经过短暂的停滞后，又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断。

在《中国30年--人类社会一次伟大变迁》一书中，作者库恩如此写道：“邓小平始终渴望中国能够稳步走上发展壮大之路。他对‘天安门事件’后由于保守者影响而放慢改革步伐很不满意。1992年初，这位88岁高龄的领导人决定把问题摆到台面上来……他深知为了建成一个与世界强国平起平坐的强大中国，必须迅猛扩大它的经济基础，为经济注入新的活力。”

1992年1月18日，邓小平开始了他的第二次“南巡”。与1984年第一次“南巡”的相对谨慎相比，这一次邓公热情洋溢地称赞了特区经济发展所取得的成绩，并提出“发展才是硬道理”、“基本路线要坚持一百年”等旗帜鲜明的观点。

针对一段时间来姓“社”姓“资”的争论横加干扰，造成改革开放难以开拓新的局面的现状，邓小平说：“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的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实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这“三个有利于”的标准，一下子驱散了姓“社”姓“资”的争议造成的阴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