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对了方向，顺着国家鼓励的层面努力，可能事半功倍；做反了方向，比如说，某个行业、某类型企业，国家正准备从政策层面进行限制、淘汰，你偏赶在这时懵懵懂懂一头撞了进去，一定会鸡飞蛋打。

刘永行兄弟的创业案例，很好地说明了顺应大势的重要性。

正确处理好政商关系

纵观与刘永行兄弟同一时代的中国私营企业家，几乎都不可避免地感染过一种传染病毒，它的名字叫“原罪”。对这个特殊的群体而言，“原罪”无异于“非典”或“甲流”。

毋庸置疑，形成原罪的主要原因，在于制度的缺陷。比如，企业家冯仑认为，原罪是最初制度上的困境和悖论所造成的原发性疾病；而经济学家张维迎也指出，原罪是源自于制度的不确定性。

中国现有经济体制是从计划体制时代延续下来的，虽然已经变革了三十年，但政府一些部门仍然掌握着重要的资源，对经济活动享有巨大支配权，而由于缺乏有效监督，一些官员利用这些权力“寻租”。

中国选择的“增量”改革的路径决定了民营企业一开始就是改革的推动和试错者，又是现行制度的违法者，一直游离在合法与非法的灰色地带，而国家权力对资源的控制又迫使他们只能通过寻租的模式换取发展的空间。

要么不发展，要么突破法律的底线去发展，以违法换生存的原罪由此而生。民营企业不断突破现有的法治，并以原罪的代价创造着这个国家未来的法律要素，这成为第一代民营企业家共同的写照。

这种天生的缺陷，让原罪成为中国私营企业家身后的一条“尾巴”，并且尾大不掉、变成一种随时可能爆发的隐患，稍有不慎就可能“暗疮”迸发、甚至误了卿卿性命。

对于中国民营企业家来说，原罪是一个难以迈过去的坎，而政商勾结又是原罪中的最主要表现。当然，在社会的整个大背景不可改变的情况下，具体的个人在做出选择时还是有一定能动性的。在中国私营企业家群体整体性感染原罪病毒的背景之下，刘永行兄弟却是例外--他们从创业伊始便有意识地回避了原罪的陷阱，从而踏上了一条和谐发展、共同致富的康庄大道。

在对待政商关系上，刘永行兄弟一直是如履薄冰、小心翼翼。

除了刘永好擅长于交际以外，兄弟其他三人都不太喜欢抛头露面，都是尽可能地回避应酬。刘永行曾经如此大倒苦水，“除非是非去不可的，比如说哪个地方的市长来啊，县委书记来啊，我一定要陪餐，但都只陪一餐；我最不擅长搞政商关系，这是我的弱点。”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因为企业发展，刘永行兄弟希望在当地征一部分土地。正是因为土地是一种稀缺资源，这让主管部门有了巨大的支配权和寻租空间。面对当地县土地局长的明显的索贿行为，刘永行兄弟却表现出了不通世故、冥顽不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