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 10月，妻子怀孕了。那时我们已经结婚多年了，但一直没有做好要一个孩子的心理准备。而到了 1997年，我们已经很渴望要一个孩子了。我们相信，只有在这种心情下，我们才能更好地爱这个孩子，为他付出，给他更幸福的家庭。后来有多位刚结婚的朋友问我什么时候要孩子最好，我都回答说：“在你做梦都想要孩子的时候！”
　　
　　1997年，我们正住在北京六铺炕租来的房子里。当时我们已经在北京郊区买下一套 130多平方米的复式住宅，正计划着装修。由于妻子怀孕，这些事后来便都由我独自处理了。
　　
　　10月底，妻子出现了流产的症状，在北京妇产医院没有得到确诊。妻子给老家天津的一位朋友打电话，那朋友认识天津妇产医院一位老专家。老太太听了症状后说，需要立即住院保胎。
　　
　　我们决定回天津住院，因为所有的亲戚都在那里，便于照顾。妻子便辞了职。在我们的计划中，孩子生命中前三年的时光，都应该和母亲一起度过。
　　
　　因为妻子不能在路上颠簸，我当时供职的单位便派了一辆车，将我们直接送到天津妇产医院住院。
　　
　　此后约半年间，我在天津、北京之间奔波。妻子出院后分别在娘家、婆家静养。她每天喝两次中药，直到产前两周。
　　
　　1998年春节后，妻子的情况很稳定了，我们在北京郊区的房子也装修好了。朋友开车将我们送到自己的家。
　　
　　那之后，我们一直住在那里，享受着郊区清新的空气、闲暇的生活，静静地等待孩子的出生。
　　
　　我们每天晚上在小区里散步，小区环境很好，有一处湖水，可以荡舟。到后来，孩子在妈妈肚子里越长越大，妻子便很少下楼了，幸好我们的住宅附带一个 20多平方米的露台，足够散步和晒太阳。
　　
　　6月临产前，我们再次回了天津。6月 26日，妻子实施剖腹产，用那位老专家的话说：“我们把孩子请出来吧！”
　　
　　在怀孕到生产这段时间里，我们感受着孩子的存在，他虽然还没有出生，却已经影响着我们的生活与思想。
　　
　　在那几个月里，我开始了最早的关于育子的思考，写下许多对孩子未来的希望。
　　
　　那几年，我正在狂热地阅读女性主义，我幻想自己的孩子是一个女儿，能够实践所有我关于女性主义的理想。所以，我写下的第一篇给孩子的文章，便是《给尚未出生的女儿的信》。儿子降生后，我又立即写下一封《给出生了的儿子的信》，来说明我并不因为自己的孩子是男孩儿而失望，同时也说明，男孩子同样应该为实践性别平等的理想做出努力。
　　
　　因为孩子还没有出生，所以，那时的思考，多是停留在理论上的。这也是本章的风格，而其中又以性别意识的思考为主。
　　
　　但即使在孩子没有出生的时候，他已经给我们带来无数的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