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很多其他地区的移民一样，亚裔移民在美国并不总会受欢迎。1882年，美国国会通过了《排华法案（theChineseExclusionAct），像禁止妓女，罪犯和麻风病人一样，禁止华人进入美国。到了二次大战时，也就是我父亲在马尼拉欢迎美国军队的到来时，美国最高法院（SupremeCourt）批准了政府的政策，将日裔美国人从他们的家中赶到俘虏收容所之中。
　　
　　但是，到20世纪60年代，美国修改了法律，取消了很多在移民方面的限制。对于我父亲和很多那一阶段来到美国的新移民来说，坚定的意志和辛勤的工作是与成功直接划等号的。我父亲在不到两年的时间就拿下了博士学位，三十一岁时就获得了终身教授头衔，并获得了一系列全国性技术奖项。1971年，我父亲接受了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的一个工作，于是我们打点行装，搬到了西部。我父亲留起了长发，并穿上了带有和平标志的衣服。然后，他开始喜欢上了酒类收藏，在他建造的酒窖中放着一千瓶各式各样的酒。当他在国际混沌理论界小有名气以后，我们开始在世界各地旅行。我的高中三年级是在伦敦、慕尼黑和洛桑度过的，在这期间，他还带我们去了北极。
　　
　　但是，我们仍然面临着很多矛盾，包括我们是什么人，我们不是什么人，我们应该成为什么人等等。虽然我们已经深深融入了美国这个大熔炉，而且还在国外代表美国工作，但是我的父母从来不让我们忘记我们是中国人，不仅体现在传统上，还体现在血统上。
　　
　　还是一个孩子时，我懂得的一件事情就是作为一个中国人，一个汉族中国人，与其他人的区别。对于一个中国人的定义，不论是在现代还是几千年以前，一直是与“外夷”这一概念相对照的。此外，在我们家有一个不言而喻的原则，汉人身份是不能通过学习或者同化作用实现的。例如，一个白人，无论他汉语说得多么好，也不论他在中国生活了多长时间，永远不会成为真正的汉人。我母亲经常提到中国五千年辉煌的历史和优秀的中国文化。她甚至提到中国血统的“纯正”问题，在她看来如果这一血统改变，将是一种耻辱。在我的本族语闽南话当中，非常侮辱人的一个词就是“杂种”，直译就是“十个血统”的意思，我想在英语中最接近的词可能是mongrel（混血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