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果是什么呢？一个富人14岁的儿子，总是试图像汉弗莱·鲍嘉那样说话，从而让他保守的父母惊慌失措；一个卡车司机的儿子，抱有同样的希望；这两个孩子长大成人之后都更像他们的偶像——因此彼此之间也更像。还发生了别的事情。半个世纪之前，一个煤矿工人如果发现自己在一家高档饭店里，他对自己该如何举手投足全无概念；如今，他只要问自己：“格利高里·派克是怎么做的？”简言之，美国社会两个极端之间的社会距离正在缩短。

无论何时，只要我想到这一变化，我就会情不自禁地想起不久之前我在纽约城所见到一幕。一条街道为了修补而被挖开了，几个工人站在那里等待新设备运到，其中一个工人的手里拿着一跟铁棒，推测起来应该是用来撬开探井盖的，他正在享受片刻的放松。我两次看到了他在用那根铁棒做什么。他在练习一个优美的高尔夫击球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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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说富人财力的减少和向全美生活标准靠拢的趋势消灭了“上流社会”，那是夸张。在人类事务中，社会仿效是一股永久性的力量；在任何社群，社会界线总是要画，趋炎附势总是盛行。在大多数集镇和小城，都有一个很容易辨识的、以本地上流社会居于顶端的社会模式，尽管它的构成可能永远在变。但是，当你离开小社群、进入大社群的时候，这个模式如今变得更复杂、更多样、更难以捉摸。它是由于专业和行业分组的多样化而变得复杂，这样的分组我们可以在更大社群中找到；因为社会声望而变得复杂，这样的声望不仅伴随着成功的商业主管（不管他们的社会地位如何），而且也伴随着（更加令人眼花缭乱的）演艺人员和那些有新闻价值或容易上镜的人物。

在不断发展的郊区，这一社会模式给搞乱了，这一方面是由于人员的快速流动，另一方面也因为人们的注意力在郊区和城市的关切和娱乐之间被分散了。谢里顿夫妇举办的派对是如此令人愉快，可他们去年搬到底特律去了；斯坦利夫妇是一对可爱的人物，但为了他们实际的社会生活而去了城里；年轻的爱德华兹夫妇很有魅力，但在去年，他们的长子刚达到上学年龄，他们便搬出了郊区，如果他们的收入增长的话，可能会搬到别的地方去，但无论如何，只要他们最小的孩子长大成人，他们多半还会搬回到镇上来。社会模式五花八门，让组织化的势利摸不着头脑。

上流社会——有大写字母S打头的、老式的上流社会——通常集中在纽约。但正是在纽约，眼下的社会模式达到了其复杂的顶点。在这里，富人高度集中，他们当中绝大多数人只认识极少数其他人。他们组成了一些定义模糊、彼此重叠的群体。例如，有银行家、经纪人和市区律师，以及他们的家人。有出版人、作家、广告人、广播和电视人——一连串的群体，依次与百老汇的一连串群体相重叠。有坚实的商业群体，从事批发和零售业务。有跟不同教派的教会紧密相联的人——本地天主教徒组成了一个格外与众不同的集合，尽管它与那些主要关注政治的团体相重叠。那些与不同种类的慈善和公共服务组织有关系的男男女女，他们之间有熟人的纽带。有些纽约人，他们来自美国的同一个地区，或者，他们的避暑或周末生活让他们在长岛、康涅狄格、新泽西或其他地方的某个社群走到了一起，他们之间存在着进一步的纽带。每一种艺术都有它的热爱者和支持者，互相熟识使他们松散地联系在一起。在这些兴趣的某些领域，犹太人和非犹太人打成一片；而在另外一些领域，犹太人完全是分离的。在任何一场晚餐会或鸡尾酒会上，你很可能遇到你自己群体中的某个人跟其他人在一起，那些人原先你多半不认识，他们跟东道主的交往是基于另外一些共同兴趣的纽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