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初，很多报纸和杂志……纷纷刊载对1900年以来这些年的回顾，并配以大量的插图：麦金莱时代的奇装异服，自行车游行，有八字胡子的理发店四重唱，以及沿路在深泥潭中挣扎的汽车。就我所知道的而言，无一讨论在我看来是关于半个世纪变化的最重要的事实，这就是：道德风气从压倒性的乐观主义，转变成了非常接近于绝望的那种风气。

半个世纪之前，人类——尤其是美国人——都坚信这一理论：在所有可能存在的世界中，这里是最好的世界，而且，每时每刻都在变得更好。……天上有仁慈的上帝，他主要关心的是人类的福祉、快乐和持续不断的改进，尽管他的方式常常是难以理解的。

今天——布利文先生继续写道——我们已经失去了这一信念，被有些东西“吓得要死”：战争，原子弹，以及隐约出现的人类普遍残忍与堕落的前景。

那么，我们是不是已经成了一个没有信仰、没有方向的民族呢？

教会的数字数据对我们回答这个问题没有什么帮助。数字显示，大多数教会团体的成员数一直在稳步增长，跟人口的增长速度大致相当；但这些数字是值得怀疑的，因为很多在名单上的人除了婚礼和葬礼之外，几乎从不上教堂。我们没有办法知道，在过去几十年里，教会统计数据的汇集者们究竟是越来越严谨，还是越来越马虎。我自己的明确印象是，在这半个世纪的前三、四十年里，上教堂的人数稳步减少，对教会及其信条和机构的认同感稳步减少，至少在比较富裕的美国人当中是这样（或许罗马天主教徒除外，他们的纪律格外严格）。在这个国家数量越来越大的殷实公民当中，礼拜日睡懒觉已经成为习惯，起床之后，便拿起份量越来越厚的周日报纸，或者跟人约好了10:30去打高尔夫球，或者驱车去邻居家参加正午鸡尾酒会，或者把家人塞进汽车里去海滨或山里远足。几十年来，我自己每年都要做很多次周末拜访，并注意到，随着时间推移，似乎越来越少的主人会在礼拜六早晨询问客人第二天早晨是否打算去教堂；到1920或1930年代，人们一般都假定，没人会去上教堂了。尽管我所拜访的家庭可能没有代表性，但至少，他们好歹是整个这一时期的某种类型。现如今，我可以想象，从星期五郊外拥挤的交通来看，礼拜日早晨教堂里应该不会太多人。

我进一步的观察结论是，至少在20世纪的前三、四十年里，对教会所代表的信仰的认同感同样在稳步减少。在有些人当中，有这样一种感觉：科学，特别是进化论，让从前的上帝没有了容身之地，而且，很难想象，任何种类的上帝能够与科学所不断证实的那些东西相协调，同时又能在本地的教堂中安之若素。而另一些人，他们在道德上对教会这样的机构越来越不耐烦，它似乎过多地关注洗刷污点的必要性（这些污点是诸如喝酒、抽烟、玩牌和周日高尔夫球这样一些所谓罪恶所留下的），而过少地关注人类的手足情谊。教会（或者说很多教会）做出了坚定的努力，以回应这一批评，它们正在成为一些复杂的机构，致力于以学校、班级、女性志愿服务者、年轻人团体、运动和戏剧等形式，提供社会服务，传播社会福音。但它们当中举行全体集会的并不多——至少是在礼拜日早晨举行集会的不多。还有一些人觉得，牧师对那些公德有亏、却很富有的教区居民过于恭敬，或者太过孤立于生活的主流。很多人有这样一种模糊的感觉：教会代表了老派的生活方式和思考方式，有现代头脑的人正超前于它们的影响力。当强迫感在那些常去教堂做礼拜的人和教会工作者当中变得越来越弱的时候，自然就有很多这样的人：对他们来说，汽车、乡村俱乐部、海滩，或十一点钟用早餐，这些简直太惬意了，以至于很难拒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