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实的情形或许并不是这样：这里是一个伟大的国家，正在进行一场空前的实验。它让数量惊人的人民变得富足（用从前人们所知道的任何标准衡量，都算得上富足），他们以前完全不熟悉艺术，跟艺术格格不入，甚或鄙视艺术。这些数量庞大的民众，提供了一个巨大的市场，让你可以把他们能够理解和享受的技艺和娱乐卖给他们。把他们跟其他国家文学艺术的热爱者和研究者相比较，是非常不公平的。他们不是精英，而是完全不同的另一种人。我们可以说：这是新事物，此前从未有过跟它相像的任何东西。

那些愿意看到美国成为希腊而不是迦太基的人，摆在他们面前的工作，就是要发展出这样娱乐媒介和装备：它们不仅要满足这些人眼下的需求，而且还要满足他们更高的品味，并在他们准备好了接受更有价值的精神食粮的时候，这些东西就近在手边。这个问题，既是个经济问题，也是个美学问题。它是否能得以解决，谁也说不准。但现如今，尽管很多文人灰心丧气，可世界上很多最优秀的作品依然是在美国完成的；外国学术机构的贫困使得美国的大学不仅仅是学术道路上的追随者，而且还是领头人（不管它们自己愿意不愿意），吸引了来自各个大陆的学生；而且，不管愿意不愿，对世界文化环境负责的重担沉重地落在了美国的肩上，在一个这样的时代，着眼于我们所产生的音乐爱好者的大军，对我们是有利的。因为，如果这就是有利的经济条件给一门伟大的艺术所带来的东西的话，那么，奇迹也有可能在别的方面实现，而且事实将证明，全美文化不是优秀艺术的敌人，而是它的温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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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还有一个问题要问。

前些日子，在翻阅我的一些旧稿的时候，我偶然翻到了我曾经发表的一篇毕业典礼演说。它的标题是“在一个理解的时代”，在这篇演说中，我说到了这样一个事实：很多人正在体会“一种末世感，一种大难临头的感觉。”当我重读这篇演说稿的时候，我当时说过的很多话，在我看来，很契合20世纪中叶的氛围。但手稿上的日期是1938年6月——不仅在原子弹和冷战之前，而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

比这还早很多，打从很久之前起，很多美国人的头脑里时不时地有一种焦虑不安的紧张感，常常还结合了一种挫折感，一种这样的感觉：一些强大的、难以驾驭的力量可能正在把你带向“即将来临的灾难”，对此，你无计可施。一般而言，你可能把这种精神状态归咎于一个人在情感上很难调整自己，以适应格雷厄姆·沃拉斯所谓的“大社会”中的生活——这是一个复杂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堪萨斯州的一位农民或锡拉丘兹市的一位药材商的命运，可能被纽约股市的一次崩盘、华盛顿政府的一个决定或朝鲜的一次入侵所决定。不过，在更特殊的意义上，是1914～1918年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它证实了萨拉热窝——萨拉热窝在什么地方，是个啥玩意儿？——所发生的某件事情能够把美国人的生活彻底搅了个底朝天；接下来是大萧条，它击中那些认为个人的勤奋和努力不会没有回报的男男女女的心窝；然后是希特勒主义的进军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到来，让年轻人在很多他们此前从未听说过的地方卷入了致命的战斗；再是另一个遥远却难以平息的威胁——苏俄——的出现，以及对新的世界大战随时可能爆发的忧惧，加上原子弹所带来的恐怖。在后来所有那些年里，政府的紧急管制措施中始终牵涉到一些不确定的因素，比如征兵，在20世纪中叶的很多美国年轻人看来，义务征兵简直就是对自由意志观念的无情嘲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