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多数已经上钩的人看来，事情就是这样。当1939年共产党的政策来了个180度大转弯的时候，当1941年人人都明白该党绝对臣服于一支愤世嫉俗的外国力量的时候，其中很多人把自己从钩子上解了下来；但另一些人却不能、或者不愿脱钩，继续搞他们的阴谋诡计，其伪装是如此巧妙，以至于迟至1948年，像亨利·A·华莱士这样一个身居高位、单纯天真的人，都被这样的想象所欺骗：自己并没有被他们所利用，以实现他们阴谋的目的。

由于共产党惯于搞阴谋诡计，并要求它的成员严守秘密，因此，要想把他们从政府部门、支持各种公共政策的组织以及工会中搜出来并不是件容易事。由于有很多杰出的爱国人士在这些部门、组织或工会里工作，因此，其中有些人几乎是不可避免地要受到怀疑。由于共产党人习惯于对他们的联系说谎，因此自然而然地产生了这样一个问题：这些忠诚的公民，当他们在宣誓效忠的时候是不是也在说谎。由于美国的外交政策并没有阻止苏联势力的坐大，也没有阻止中国共产党人打败蒋介石政府，因此，很多生性多疑的人的头脑里不由得产生了进一步的疑问：他们所怀疑的那些人，是否应该对美国不安全的困境负责，对他们所有人都生活于其中的这种不确定状态负责？由于大多数共产主义信徒都是激进分子，而且，他们成功地渗透进了激进的或自由主义的组织，因此，在一些缺乏鉴别力的头脑里，猜疑采取了另外的形式：任何一个人，只要他抱有任何在他的左邻右舍看来特别古怪的观点，他都可能是一个共产党人，或者有点像共产党人。由于这些猜疑十分普遍，因此让那些狂热分子（其中最狂暴的家伙，正是一些曾经在1930年代上过钩、正设法以野蛮的方式对他们过去的错误作出弥补的人）以及一些野心勃勃的政客有了放手大干的机会，给很多正派而有良心的公民打上叛国者的烙印，并因此给他们留下此生可能再也洗刷不掉的污名。由共产党人的秘密开始的一系列事件，确实已经走得太远了。

它事实上比这走得还要远。因为，各个不同的国会委员会的调查，政府的“忠诚调查”，阿尔杰·希斯的奇怪戏剧，麦卡锡参议员的爆发，由《红色频道》（Red Channels）的发表所带来的对娱乐界的恐怖压制，以及对很多学校教师的指控，这一系列行动所带来的结果是：很多富有创造力的有用之士都被吓得神经紧张，俯首帖耳。如果是一位讲授经济理论的大学老师，在授课过程中触及到了他应该就某些方面做出解释的观点，而在这些方面，卡尔·马克思的经济判断恰好是对的，他都会不由自主地慌乱起来，担心是不是有某个神经过敏的学生会向当局报告：他在讲授马克思主义？如果是个小学教师，她甚至都不会提到苏联，在教师家长联谊会上该以什么样的话开头也让她颇费踌躇。如果一个商人从邮件里得到了要求给欧洲难民筹款的请求，他会忐忑不安地看着信笺的抬头，琢磨着它是否代表了某个他不愿意卷入其中的团体。如果一位政治家为竞选市议员而发动了要求改善住房条件的活动，他知道得很清楚，他的对手们大概会把他的提议称作“共产主义的”，或者至少是“左翼的”——这是一个包罗广泛的术语，几乎可以用之于任何东西，却有着含糊的骂人的意思，可能让他丢掉成千上万的选票。在美国生活的很多方面，富有冒险精神的、建设性的思考被忧惧所窒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