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民所有制落实到人

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要转型，如果不改变这种局面，不在基础制度上做一些根本性调整，我不觉得中国能够成功地从投资驱动、出口导向型经济转移到消费驱动型模式。

具体来讲，除了要进行民主宪政方面的改革，对政府的征税权和财政预算权进行实质性制约之外，还要考虑把剩下的国有资产和国有土地做一个真正符合全民所有制的改革。土地当然应该分给农民，土地本来就是属于农民的，不能够再以其他任何名义让农民继续作出牺牲。

剩下的国有资产，除了划拨出一些用于充实社保基金的运作以外，还应该进行我所说的民有化改革。比如把150家央企的股权注入到一个“国民权益基金”里，然后把这个基金分成股份，让13亿中国公民每一个人都可以分到同样多的一份，这些股份最好也可以进行交易。另外在31个省市分别设立地方性“国民权益基金”，把地方的国有企业股权注入其中，当地人分到的股份应该要比这个省、市之外的其他中国公民多一些。

要以这种方式真正地把全民所有制给落实一下。我不是提私有化，我说的是全民所有制要通过民有改革落实到个人，要被具体化。每一个人都可以拥有国民权益基金的股权，享受股东的权利，包括分红的权利、股份升值等，这样一来才能从根本上把国有资产的升值和财产性收入还给老百姓。这就是为什么十七大讲到要增加老百姓的财产性收入。这个理念非常好，只不过如果不把国有资产真正地、具体地民有化到个人，老百姓增加收入的愿望怎么实现呢？

王鲁湘：您谈的是经济模式，但它背后恐怕不是一个经济问题，或者说它带来的结果不是一个经济问题。

陈志武：其实从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开始，很多学者包括发改委的研究员已经提出来，要改变原来那种依靠投资、依靠出口的经济增长模式。因为如果过度依赖出口，万一国外市场发生危机--就像我们目前经历的，中国的经济不是要被拖垮吗？但是直到现在，十几年下来，实际的结果是中国民间消费占GDP的比重不但没有增加，反而直线下降。这次4万亿人民币经济刺激方案也还是回到过去习惯的思维模式上去。要我看，这背后有一个根本的制度上的原因。只要制度架构不改变，愿望再好也很难做到。

王鲁湘：面对这次金融危机导致的全球经济衰退，中国和美国都感到要肩负起一种责任。有人说，这次是“天将降大任于中国也”，中国可以充当一把救世主啦。也有人提醒，这很可能是一个新的金融陷阱，中国政府千万不要往里头跳。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陈志武：我的看法介于两者之间。这次确实是一个很好的机遇，但中国的制度架构是不是能够最有效地利用这次机遇还是问题。有时候我想起来是很有信心的，另一些时候又觉得很难。我觉得：第一，中国不要觉得自己是救世主，想都不要这么想，要把中国自己的利益放在第一位；第二，如果要救市，应该把中国现在的主要出口市场和未来有良好出口市场前景的国家作为优先帮助对象；第三，从国际政治利益的角度对一些政治盟友给予帮助。

我看新闻上次巴基斯坦总统到中国来，希望中国救，中国没有作出明确的响应。我在美国生活二十多年，每次见到巴基斯坦人，他们都特别热情、特别友好。我觉得巴基斯坦可能是我见过的对中国最有好感的一个国家了。这么多年的政治盟友，在这种时候应该给予帮助。当然这种帮助也要考虑我们资源的安全、现在和未来出口市场的保障，以及国际政治利益等。另外除了美元和其他外汇，可以更多地用人民币提供援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