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鸣，1957年生于浙江上虞，成长在北大荒。1977年、1978年连续参加两届高考，最终从一名乡村兽医变成大学生。现为中国人民大学政治系教授。在吃粉笔灰之余，喜欢针砭时弊，写点文字。著有《武夫治国梦》《乡土心路八十年》《历史的坏脾气》等。

农村总是被迫沦为一个资源获取的地方，包括农民自己也被当成一种资源来攫取，但同时又在开发利用后被抛弃。

城里人跟农民工之间的对立在加剧，依赖也在加剧，两种情绪扭结在一起，使得很多事情都很难办。

政府与其投钱为农民工建设新农村，不如在城里盖点廉租房，替他们稍作

安置。

王鲁湘：千百年来，农民和土地是两个不可分割的名词。当我们把实现小康的希望寄托在城市化道路上时，一个新的社会群体--“失地农民”随之扩大。他们在城市的边缘徘徊，生存过程中遇到了从产权到医疗、从教育到身份等一系列问题。如何解决这些问题，请张鸣教授为我们解答。

张教授从一名兽医变成一名农业机械师，再变成一名历史学家，这中间的三转转得有点厉害啊。

张鸣：我也很无奈，我其实一点都不想转。因为当时考文科政审不合格，所以就报了兽医；结果兽医又不招，把我塞去农机；农机我又不喜欢，无奈之下就转成了历史。

王鲁湘：张教授由于最近的社会活动表现，得了一个字，字“不平”。据说您的博客点击率非常高，六百多篇文章里有些是在公开刊物上发表过的，有些据说是约的稿但最后没有发表，什么原因？

张鸣：可能我太火爆了。

王鲁湘：农村政治和文化是您研究的主攻方向，而且您在南方和北方的农村都住过很长时间。综合南北观之，中国农村的普遍性问题是什么？

张鸣：在中国，无论是前一阶段的工业化，还是现在的现代化，农村总被迫沦为一个资源获取的地方，包括农民自己也被当成一种资源来攫取，但同时又在开发利用后被抛弃，没有人再去管他的生活、他的教育和他的

福利。

王鲁湘：从世界范围看，中国的农村和农民问题又有什么特殊性？

张鸣：中国农村最大的特殊性在于它的发展背景。中国是从一个有自己独特性的传统社会，步入一个全能主义的社会，再进入改革开放今天这个时代，中国的农民实际上经历了三种非常不同的社会形态，这跟任何一个国家的情况都不一样。

谈到城市化，人们脑海中首先浮现的景象估计都不大好，什么贫民窟、黑手党、凶杀……再往深里想，环保问题、治安问题、人口问题也接连而出。其实我也不是很喜欢城市化这个概念以及这个过程，但是城市化却是后发现代化国家走现代化之途的必然宿命，迄今为止还没有哪一个国家能够摆脱这个宿命，中国也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