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现在学术界还在争论,有许多不同的意见。有的人认为资本主义萌芽很早,有的人认为很晚。所提供的史料的时间性都很不肯定,从八世纪到十六、十七世纪都有。特别是关于《红楼梦》的社会背景的讨论展开以后更是如此。是在什么情况下产生了《红楼梦》这部作品呢?它的社会基础是什么?《红楼梦》中的贾宝玉反对科举、尊重妇女的思想是从哪里来的?他骂念书人,骂那些举人、秀才都是禄蠹(dù),说女孩子是水做的,男人是泥做的,这样的思想认识是在什么情况下发生的?对于这一系列的问题提出了各种不同的看法,各有各的论据。
而且关于“萌芽”这个词的意义也有不同的理解。比如种树,种子种下去以后,慢慢地露出了头,这叫萌芽;又如泡豆芽菜,把豆子放在水里,长出一点东西,这也叫萌芽。既然只是萌芽,它就不是已经成熟了的东西,还只是那么一点点。假如是整棵的菜,那就不是萌芽;至于开了花、结了果的东西就更不是萌芽了。所以要把这些情况区别开。可是现在某些讨论中存在有这样的问题:将萌芽看成是已经开花结果的东西。这实际上就不是资本主义萌芽,而是资本主义的成熟阶段了,还有人认为中国资本主义早已经成熟了中国社会早已经进入了资本主义社会。这样一来就发生了一系列的大问题:中国既然早已进入资本主义社会,那么,怎么解释1840年以后中国进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一百年来我们反对封建主义、反对帝国主义的问题怎么解释?
关于这个问题,我自己有些看法,也不一定成熟,提出来大家讨论。我想,要说明某个时期有某个事物萌芽,必须要有一个界限。这个界限是什么呢?就是要具体地指出一些事实,这些事实是以往的时期所不可能发生和没有发生过的,只有到了这个时候才能发生的。没有这个界限就会把历史一般化了。试问:这个时期发生过,一百年以前发生过,五百年以前也发生过,这怎么能说明问题?
而且这些新发生的东西不应该是个别的。仅仅只在某个时期、某个地区出现的个别的东西能不能说明问题呢?不能说明问题。因为我们的国家这样大,经济发展不平衡,有先进的,有落后的,沿海和内地不同,平原和山区也不同。不要说别的地方,就说北京吧,全市面积有一万七千平方公里,市内和郊区就不同,因此,个别时期所发生的个别的事情也会有所不同。所以作为一个事物的萌芽,必须是这个东西过去没有发生过;现在发生了,而且不是个别的。只有这样看才比较科学。现在我们根据这个精神来看资本主义萌芽问题。我想把问题局限在十四世纪到十六世纪所发生的主要事件上面,特别是十六世纪中叶这个明朝人自己已感觉到发生巨大变化的时期,着重提出那些在这时期以前所没有发生,或虽已发生而很不显著,这个时期以后成为比较普遍、比较显著的一些问题。
第一,关于手工工场。在明朝初年的时候,有一个人叫徐一夔,他写了一本书叫《始丰稿》。这本书里面有一篇文章叫《织工对》。这篇文章讲到元末明初,在浙江杭州地方有许多手工业纺织工场。这些纺织工场的经营方式是怎样的呢?有若干间房子和若干部织机,工人都是雇工,他们不占有生产工具。
生产工具是谁的呢?是工场老板的。老板出房子、出机器、出原料。工人出劳动力。工人在劳动以后可以取得若干计日工资,工资随着工人的技术熟练程度不同而有高有低,其中有一些技术水平比较高的,可以得到比一般工人加倍的工资,假如这家工场不能满足他的要求,别的工场可以拿更高的工资把他请去,劳动强度很高,工人弄得面黄肌瘦。这是元末明初(14世纪)的情况,当时这样的工场在杭州不止一个。
但是能不能说在十四世纪时就已经普遍地有了资本主义萌芽呢?因为只有这一个地区的资料,我看不能。但是从这里可以看出,在十四世纪中期,个别地区已经有了这样相当大的手工工场,老板通过这样的生产手段来剥削雇佣工人的历史事实。这说明当时已经有一部分农村劳动力转化为城市雇佣劳动者。这种情况在十四世纪以前是没有的。
第二,新的商业城市兴起。在讨论中有不少文章笼统地提到明朝有南京、北京、苏州等三十三个新的商业城市,来说明这个时期商业的发展。有三十三个商业城市是不错的,但是时间有问题。因为并不是整个明朝都是这样的情况。事实上,这些城市之成为商业城市是在明成祖以后。当明成祖建都北京以后,为了解决粮食的运输问题,把运河挖深、加宽了。这样,通过水运不仅保证了粮食的运输,其他商品的运输也畅通了,因而促进了南北物资的交流。这样,到了宣宗(15世纪中期)时期,沿运河一带的许多城市开始繁荣起来。这时候,由于农业、手工业的发展,国内市场扩大了。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当时为了保证货物的流通,沿长江、运河及布政使司所在地建立了三十三个钞关。
明朝用的货币叫宝钞(纸币)。关于纸币的情况这里不能详细说了,只说明一条,明朝的纸币很不合理,它不兑现,开头拿一张钞票还能换到一些物资,后来就不行了。政府只发钞票,越发越多,超过了实际物资的几百倍。在这种情况下,钞票就贬值了。明朝政府为了提高钞票的信用,采取收回钞票的政策。怎样收回呢?其中一个办法就是增加税额。因此就在各个商业城市设立了一个机构,叫作“钞关”。一共设立了三十三个钞关。钞关干什么呢?就是向往来的货物收税。纳税时就用钞票交纳。钞关设在商业城市,有三十三个钞关就有三十三个商业城市,这是不错的。
但有些人就根据这个数字说整个明朝只有三十三个商业城市,这就不确切了。因为设立钞关是明宣宗时候的事情,宣宗以前没有。而就商业城市来说,在明成祖的时候就不止三十三个,后来又有所增加。因此,不标明确切的时间,以一个时期的情况来概括整个明朝,是不符合当时存在的客观事实的。随着商业城市的增加,商人、手工业工人也增加了,这就形成了一个市民阶层(这个阶层主要是指手工业者、中小商人)。这些人为了保卫他们自己的利益,建立了很多行会,有事情共同商量,采取一致的行动。在这种情况下就发生了明朝末年的市民暴动。这里应该指出:所谓“市民”这个概念不能乱用。有些人把当时的进士,举人、秀才等官僚都算作市民,这就模糊了阶级界限。这些人都是当时的统治者,不是被统治者。把市民阶层扩大化,混淆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界限,这是不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