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 饥饿的岁月(5)
七
在我一生的岁月里,早期由于生活艰难,后来则因弘法忙碌,或因出门在外,饮食不便,因此日子经常是在饥饿、半饥饿中度过的。但最严重的一次饥饿,却成为我创建普门寺的因缘。
话说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我编《人生》杂志时,有一天,发行人东初法师跟我说,希望当月的《人生》杂志能提早出刊。
我应允以后,就在印刷厂赶工加班。那时候的印刷厂,对于一些定期刊物,各家的印刷日期早已排定,本来是不容易更改的,但我设定一定要在某一天出刊。一位李姓经理承诺后,我从送稿、校稿,到最后三校当天,一早从善导寺走路到位于万华大理街的印刷厂。那时我连公交车都舍不得坐,因为即使一块钱也不容易拥有,走路则是轻而易举的事。
我在印刷厂校稿时,中午时分,李经理说:“星云法师,下班吃饭了!”我看他们的员工都在吃便当,心想:自己哪有福气吃便当?即便想要买个面包,也没有钱!
好不容易校完稿,一直等到晚间,杂志终于出炉了。我拿了二百本要送给东初法师,从大理街走路到万华,大约半小时。从万华坐火车到老北投,再转往新北投,下了火车已将近十点。这时外面下着毛毛细雨,我把长衫脱下来包裹杂志,以免被雨淋湿。
我扛着二百本《人生》杂志,从新北投走路到上北投的法藏寺。前面的一段平路,大概走了二十分钟,然后再爬四百个坡坎。当我到达法藏寺时,已经是晚间十点多钟了。
见到东初老法师,我把杂志送给他。他看过之后很高兴地对我说:“你很负责!”听了这句鼓励的话,我也很欢喜。这时他跟我说:“你不要走了,今天就住在法藏寺吧!”
我想:回台北横竖也没地方住,因此就随缘答应住了下来。他叫寺中的人帮我送单。
那时候外省人,特别是像我们年轻的外省人,在台湾居住,尤其在女众寺院,不容易受人尊重、信赖。他送我进入室内,就从外面把门反锁,我也不以为怪。但是隔天天亮之后,七八点了,都不见有人来开门,我也不敢随便叫人。一直到了九点,才有人来把门打开,他连声向我道歉,说是忘记了!
我出了房门,准备下山,就去向老法师告假。他说:“今天中午我要请客,你就留下来帮忙吧!”
东初法师是我在焦山佛学院的副院长,也是常住的监院,现在是我的长辈,对他吩咐的事我当然义不容辞。再说,请客,帮忙排桌椅、摆碗筷,也是我擅长的工作,是我多年行单工作累积下来的专长。
可是哪里知道,台北的客人很难请,一直等到下午一点才姗姗来了十个人左右。我心想:两桌可以坐二十个人,老法师陪一桌,我也可以陪另外一桌的几个人吃饭。
我自信满满,自以为想的不会错。但是到了入席时,我让客人先坐,自己等着老法师吩咐。岂知东初法师说:你这个孩子(其实当时我应该有三十岁了),怎么不到厨房去吃饭?
我一听,哦!原来请吃饭,我是没有份的,只能到厨房去吃饭!想想,也真窝囊。在大陆,至少我也当过校长、住持;在台湾,也曾编过杂志,担任过教务主任,也是宜兰佛教支会的理事长,现在却只能到厨房去吃饭,真是可怜。
当我走到厨房时,里面好热闹,大家正忙着做斋菜。我在门口张望了一下,里面一个人也不认识,要我跟他们说“我要吃饭”,实在说不出口,于是我就从边门悄悄下山了。
印象中,我当天的中饭、早餐都没吃,前一天的晚餐、中饭也是粒米未进,一直都在忙着杂志,忙着要请客。到了此刻,全身已经虚脱无力了,身体摇摇晃晃。下山时踩着四百多个台阶,就像踩在云端里,感觉像是腾云驾雾一般,我也不知道自己是怎样走下山的。不过我生性没有想到要怨恨或是怪人,当时心中只有一个念头:将来我有能力建寺时,我要给人吃饭!
现在佛光山在世界各地,到处都有分、别院道场。其实说来惭愧,最早建设分、别院,我也不是有什么大志想要弘法利生,最主要的,就是要吃饭。
当初从高雄到台北,从台北回宜兰,车程十几小时,中途肚子饿,要有地方吃饭,因此最初在彰化建福山寺,就是为了中途能有饭吃。后来在台北建普门寺,想到台北吃饭更难,素菜馆也不是人人能到的,所以我建普门寺,意谓“普门大开”,想要吃饭的人,都欢迎大家进来。
甚至,早期我一直告诉普门寺的住持、当家,凡是来吃饭的人,不问姓名,只要他肯吃我们的素菜,就是在成就、圆满我们的心愿,我们都应该对他心存感谢。
今日佛光山的发展,或许当中有许许多多的因缘,但是“给人吃饭”,应该是众多因缘中一个很重要的助力。
现在事隔多年,但是回想起在法藏寺的这一段饥饿往事,应该是我多次饥饿经历中,比较严重的一次。因为当时如果不是三宝加披,只要我不小心一脚踩空,坠入山崖之下,不就粉身碎骨了吗?
其实,人在世间,都是受着业力的牵引,都是受着因缘的安排。我觉得饥饿是难堪的,但佛祖也不会误人,一切的一切,应该都有佛缘在安排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