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 弘法（2）

    自从这三户军眷搬走之后，整个寺院顿感清净单纯。看起来已经像个道场了，而且因为寺院空间增大，因此我就成立阅览室，要大家来看书。另外还多了一间小客厅，可以谈论佛法；也有两间客房，虽然只有四个榻榻米大，有时候也可以挤进三四个人挂单。

    这时，相继有东初、演培、煮云、南亭法师，甚至章嘉活佛等人，我一一把他们请到宜兰。这些大德每来宜兰一次，我就增添一些厨房的碗盘用具，也增加餐厅的桌椅，甚至枕头、棉被等生活用品。因为要接待贵宾，信徒们自然努力捐助，增购接待客人的设备。

    另外，我还把美国的苏悉地、法国的阿难陀法师，先后请到宜兰弘法，让宜兰人大开眼界，原来不只有年轻的外省和尚，还有外国的高鼻子、蓝眼睛的比丘，一时整个宜兰小镇为之轰动。看到大家对佛教如此兴味昂扬，我知道宜兰的佛教已经慢慢在起步了。

    这期间，我每个月必须从宜兰回台北编杂志，然后再从台北回宜兰。每次来去，不管是从雷音寺走到火车站，或者从火车站走回雷音寺，一路上围观的市民很多。由于从小在丛林里参学，一向注重威仪，所谓“行如风”，我走在马路上都是两眼平视，从来不东张西望，因此更加引起市民的好奇。

    当时我心里也很清楚，出家人身教重于言教。果然后来有人告诉我，每当我走路经过宜兰电信局，里面值班的话务小姐们不接电话，纷纷放下工作，一起出来看这个外来的年轻和尚。她们从看我走路，也对佛教生起好感。可见佛门里，僧相威仪，甚至连袈裟的一角，都能度众。

    就在我初到宜兰的一两年中，便陆续成立了青年会、歌咏队、弘法团、儿童班，甚至创办幼儿园，启建讲堂，并向“教育部”立案申办光华文理补习班。“前教育部训育委员”会常委郑石岩教授，就是当时补习班杰出的青年之一。

    为了弘法，我把宜兰中学优秀的老师请到补习班教书，还把兰阳女中优秀的师生请来参加弘法队、歌咏队。另外，宜兰农校、头城中学都有师生前来参加团体活动。那时的雷音寺俨然就是宜兰一所不具名的大学。

    这当中，我最要感谢的是杨勇溥先生，他为我作了不少佛教歌曲，但是分文未取，甚至我好像连一餐饭都没有请他吃过。现在流行的《西方》《弘法者之歌》《菩提树》《祈求》《钟声》等，都是他为我谱曲，甚至帮忙教唱。

    另外，余仁溥也是一个歌唱高手，还有程郁尊、李浩然、钟钧梁，都是宜兰念佛会的成员，也都是讲座中的台柱。当然，其中对我帮助最大的，还是要数李决和及林松年居士了。他们两人分任宜兰念佛会的弘法主任和总务主任，热心而有恒心毅力，很能负托。所以我在宜兰终能把佛教弘扬出一片天空来。

    我初到宜兰时，有一批优秀的青年跟随我学佛，后来出家入道，这是我在宜兰弘法的另一项成果。例如，佛光山继我之后担任第二代、第四任住持的心平和尚，就是宜兰人；慈庄、慈惠、慈容、慈嘉、依空法师等人，也都是宜兰优秀的青年。

    乃至林清志、林秀美居士，他们都是我学生会的学生，后来每周到监狱义务弘法，三十年从未间断。现在林清志是宜兰大学的教授。张肇居士也是学生会的学员，高中教职退休后，现在发心在佛光大学照顾园艺，其夫人张黄素贞在佛光学舍负责典座。

    二〇〇六年我在台北国父纪念馆弘法届满三十周年，宜兰歌咏队特地在讲座中高歌一曲，后来又在高雄演出一场。现在这些队员们都已是白发皤皤，年近七十高龄了。想当初他们是一群可爱的青年，跟随我的弘法脚步，真是南征北讨，上山下海，走遍乡村广场，到处弘法布教。

    在五十年代，台湾还没有电视。每回到乡村广场布教，由于我们有幻灯机，录音机，有歌声，有讲座，所以内容精彩丰富。每场都受到乡民的热烈欢迎。

    这许多青年随着我弘法，每次在我讲演开始前，都会拿着锣鼓到大街小巷去敲打宣传，说明今晚在哪里弘法；或者乘坐三轮车，车上绑个喇叭，穿梭在大小巷弄里广播。

    当时的广播词：“咱们的佛教来了！”让我听了很受感动。因为在那时，佛教信仰低迷，尤其受到基督教强而有力的排挤、压迫。所幸当时有慈航法师的肉身不坏，有詹煜斋成立大专佛学社团的奖学金，以及曾任孙中山先生军需处处长的朱镜宙和周春熙居士成立的台湾印经处；乃至李炳南、许炎敦、董正之、丁俊生、周邦道等居士，在台中办有莲社及编辑佛教杂志等，总算让佛教也能有一方生存的空间。

    尤其，孙立人将军夫人孙张清扬女士和国民党元老李子宽居士，以旧台币一千五百万元买下善导寺，作为台北市佛教会的中心。台湾佛教于是有了些许的活动。后来“中国佛教会”与“内政部”交涉，每年轮流在一间寺院传授三坛大戒，佛教就这样更加如火如荼地发展开来。再加上我们宜兰佛教的青年会、歌咏队、弘法队，到台北录影，灌制唱片，或在电台制作广播节目，乃至随喜随缘地在乡村弘法布教等。佛教这才慢慢地正式走向社会。

    我最初在台湾弘法，并非一帆风顺，甚至可以说是挫折不断。记得当年宜兰青年郑秀雄先生在台北师范学院（今台湾师范大学）读书，要我前去主持讲座。海报已张贴出去，我也从宜兰到了台北。但是当天郑秀雄跑到车站，跟我说：“师父，对不起，讲座的海报贴出以后，学校下令取消了。”

    由于这次事件，引发之后好多年，佛教都不准到学校讲演。但是尽管如此，我仍想办法解决困难。我邀请牟宗三、唐君毅等儒学大师，到台湾各大学讲演，甚至邀请日本东京大学教授水野弘元到台湾大学讲演。虽然他是一名僧侣，但也是国际知名学者，台湾大学没有办法拒绝。我心想：台湾的土和尚你们不欢迎，日本的东洋和尚，总该可以了吧！

    在我弘法的过程中，感到最棘手的事，应该要算与警察捉迷藏了。举个例子演：有一次，我在龙潭一个村庄布教，广场上有数千名听众，大家正聚精会神听我讲说，忽然身边有个声音传来：“下来，下来！”我回头一看，原来是一名警察，他叫我下去。我想讲演正在进行中，台下那么多听众，我怎么能下去呢？但是警察执行公务，也不能违抗。于是我请慈容法师上台带大家唱歌，我下去和警察讲话。

    我下去之后，问他：“你要我下来做什么？”

    他说：“立刻解散，停止讲演。”

    我说：“不行呀！是我邀请大家来听讲的，你要我停止讲演，那你自己宣布，你去叫大家解散。”

    警察当然不敢上台宣布讲演停止。正在僵持时，我说：“你让我上去讲，只要我讲完，自然就会解散，不会有事的！”

    警察只有低头垂首，不再讲话。我趁此机会又上台继续讲。当我讲完之后，大家当然也就自然解散，总算相安无事，圆满结束。

    另外有一次，我到花莲弘法。事前三轮车出去广播，说明今晚七点半，某人在某某广场弘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