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有一段时期，许多台湾或海外华人作家的作品，我们在大陆是不容易看到的，但是现在情况改观了，这些东西我们陆续都可以读到了。可是还有一类作家，他们虽然是大陆出生的，但是他们后来的作品我们却反而不容易读到，比如已经跟大陆读者隔绝了很久的诗人北岛。

所幸最近几年，北岛的一些集子也陆续在大陆出版了。《午夜之门》《青灯》和《蓝房子》正是北岛最近出的散文集。很多人都说，没想到北岛的散文也写得这样好。为什么要加个“没想到”呢？因为在大家心目中，他首先是一个诗人。虽然作者早年也曾经以赵振开的名字出版过小说《波动》，但是大家对他的印象却仍旧是那个以诗歌见长的“了不起的大诗人”。

其实一个人倘若诗写得好，散文通常写得也很妙。《青灯》里有一篇《远行》，是献给已逝的蔡其矫先生的。北岛在海外多年，有一年在香港要来了蔡其矫的电话，便打电话给这位二十年不见的老友。“蔡老听到是我，甚喜。我约他到香港相见，他长叹道：‘恐怕不行了，我88 岁，老喽。’东拉西扯，从朋友到海洋。谁成想，那竟是我们最后一次通话。满天星斗连成一片，璀璨迷离。看来总得有最后一次，否则人生更轻更贱。”

这句“什么事儿都得有最后一次，否则人生更轻更贱”是无可置疑的。因为一个人如果长生不老，他生命中的任何事情就都没有意义了。可是为什么前面还要有一句“满天星斗连成一片，璀璨迷离”呢？在我看来，这不是通常所见的散文家的写法，而是一个诗人的写法，把两个表面看起来不能直接发生关系的句子并置在一起，反倒产生一种特殊的效果。

《午夜之门》里有一篇《巴黎故事》，在巴黎的时候，“我住威尼斯街（Rue de Venise）七号。威尼斯街两米来宽，百十米长，恐怕是巴黎最短小的胡同了。它紧挨蓬皮杜中心，像巨大广场的一道褶皱，不易察觉，很少有游客钻进来。而我们这些居民却获得了某种类似虱子的隐蔽视野，比如，从胡同深处可看到蓬皮杜中心新建的巨大电视屏幕，好像乡下人对现代化的窥视。”“褶皱”和“虱子”的比喻都非常生动、有趣。

有一篇关于美国大诗人盖瑞·施耐德[1] 的文章。这位曾经是“垮掉一代”的重要人物，现在大学教书，他热爱环保运动，受佛教文化影响很深，在积极推广佛学的同时也没有放弃自己的文学创作。有一年，北岛去他们家，看到他的太太病情严重，要到华盛顿做第二次手术，于是约好等太太身体复原了再来做客。“这是个很渺茫的承诺，但我们每个人都会珍藏它。这承诺已存在了四万年。”为什么是“四万年”？没有解释，也不需要解释，整个一地老天荒的感觉。像他写盖瑞·施耐德脸上的皱纹，“像古墓一般的沉稳”，两处的气息贯通起来。

北岛说当年刚开始写诗的时候，写完总要朗诵，有一篇《朗诵记》形容当时的情形，想起小时候，譬如文化革命时期流行集体朗诵，“由毛泽东领读，排在后面的难免跟走了样，变成反动口号。再说按中央台的发音，听起来有问题：好像全国人民一句句纠正他老人家沙哑的湘潭口音。”

中国自古就是一个散文大国，古今散文的写法却截然不同。过去用文言文，今天用白话，像林语堂、周作人或吴鲁芹这样的作者是能够把现代与古典嫁接起来的，然而到了现在，我们该怎样把这条路继续走下去呢？

关于这一点，北岛说，“写散文跟任何行当一样，恐怕越学越难，由于从头校对，我得以回溯源头纵览路向，真怀疑自己有多少长进。俗话说：初生牛犊不怕虎，等牛壮实了，老了，大概连猫都怕。这是写作自觉与自由的悖论。”没错，你越是清楚，你就越好像觉得这个东西不容易做了。他说，“现代汉语或白话文，从‘五四’算起才不过90 年，与古汉语相比，无疑是年轻的语言。现代汉语因为年轻而不成熟，因不成熟而有无限发展的可能，对用它写作的人来说，可谓生逢其时。”

换言之，北岛认为当下正是写作的大好时机，每一个写散文的人都可以尝试不同的路线。有些人注重文辞上的雕琢，比如现在很多读者就非常在意一篇文章的文采好不好，但什么叫做“文采”呢？却又是一个似是而非的概念。像毛尖那种写法，自然让人觉得文采不错，陈丹青和余秋雨的文采当然也很好。而无论是民国的吴鲁芹抑或是现在的北岛，他们写起散文来反而不那么注重词汇上的雕琢，而是用心去结构整个句子和篇章。吴鲁芹的写法更古典一些，北岛则擅长运用诗意的想象和比喻，他的文字间永远有一种挥之不去的沧桑感。

北岛也很幽默，他讲到在布拉格开一个文学会议，是大陆的地下流亡文学杂志《今天》和捷克文学杂志《手枪评论》的同仁聚在一起开会，共同讨论大家当年的处境。“临走头天晚上，在一个中世纪的地窖里为我们举办了诗歌朗诵会。散场后，突然一个天仙般的女人出现，马丁介绍说，这是《手枪评论》新任总编辑。她落落大方，在我们桌旁坐下，引起中国文学的一次骚动。” 因为来的这帮都是中国作家，“她说她正在写一篇戏剧评论，李欧梵的脑门儿发亮，对捷克戏剧给予高度评价；张枣端着香烟，猛烈抨击美国霸权文化的入侵；只有麦平咪咪笑，话不多；我忘了我说什么了，肯定也语无伦次，我琢磨，一个由美女领导的刊物，大概工作效率极高。若她向李欧梵约稿，必应声而至，用不着像我那样得磨破嘴皮子。”

看到此处，你虽然觉得好笑，又不会失声大笑，幽默融于作者对这个世界严酷而冷静的关照中。有一天，北岛在巴黎遇到一位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大陆学者，两人一起喝酒聊天。“可以想象当年他在北京授课的风采，如今他远离文化中心，忙于生计，难得有我们这样忠实的听客。他咂着白干，掰开大拇指，古今中外那点儿事被他一一道来。酒过三巡，最后说到海外的生活，不免有些黯然了，我们告辞出门，夜凉如水。”

“我们告辞出门，夜凉如水”，用这样一句话结束是意味深长的，这也是北岛过去二十年来海外生活的某种总结。有一篇《搬家记》讲述自己如何在短短六年间搬了七个国家，有时候是正教着书被人赶跑的，有时候则是为了去开会或完成某个写作计划，甚至还到过战场……总之是四海飘零。在这个过程中，他见过很多人，认识了很多朋友，相识或深或浅，看过了太多世态炎凉。

故国不能回，漂泊对他的意义何在？他关注那些游离海外的中国人，《赌博记》写到，说起中国人在海外赌博，那故事就多了。中国人好赌，我想这和我们民族的非理性倾向有关。赌场人多，大家都是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目标走到一起来的，没有什么语言文化上的障碍，只要一比划，意思谁都懂。这也说明了为什么漂流在外的中国人都喜欢去赌场，那真是一个相聚的好地方！

（主讲　梁文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