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七年，我将位在三重的“佛教文化服务处”让售，以所得款项买下麻竹园佛光山的建地，这时台北的同道们取笑我说：“你终于无法在台北发展，只有往南部发挥了。”我回答他们：“我还会再回来的。”三年后，我见佛光山已初具规模，为表示对当初的承诺不退票，就在台北罗斯福路成立普门精舍，聚众熏修；后来迁至松江路，易名为“台北别院”；一九七八年，又搬到民权东路，正式定名为“普门寺”。一九九四年，应信众要求，更在松山火车站旁增辟台北道场，在内设立佛光会、社教馆、美术馆，将佛教与艺文结合起来，在热闹都会中广植净莲。 一九六三年，我曾赴马来西亚弘法，数年后，我开建佛光山，这时新加坡福海禅苑住持宏宗法师回台湾湖口探亲，在与我见面闲聊时提及，当时台湾有很多寺院都向新马一带化缘，而他自己就已经收到了三十多本的缘簿。我听了以后，当下告诉自己：我开建佛光山不但不向新马一带的信徒化缘，而且将来如果自己没有力量布施，绝对不踏上新马土地一步。

一九八三年时，佛光山首次组织弘法团至马来西亚时，槟城信众分四路排班列队，跪拜供养，历经数小时，计收到十七万马币，我立刻捐给马来西亚佛教学院，以示兑现心中诺言，不为自己退票。十余年来，我在新马弘法所得一切红包钱，也都悉数资助当地寺院。直至今日，除黎姑因为与佛光山有特别的因缘之外，开山三十年来，我未曾向新、马人士募款。

一九九○年，巴黎明礼法师邀我前往法国弘法，当时一位黄老太太皈依之后，要求我到巴黎建寺，当时我随口说：“好。”回到台湾后，黄老太太与其女婿钟胜利前来再度恳请。为了承诺不退票，佛光山在经济万分拮据之际，由其介绍，在巴黎买下一座古堡，成为佛光山在欧洲的第一座道场。一九九六年十月，国际佛光会在巴黎召开第五届会员大会，古堡道场成为大家流连忘返的据点。看到会员代表欣喜的表情，不禁忆起首度前往探勘时，气温仅有零下两度，我们师徒数人在雪花飘飘中，巡视四周田园风光，随即促膝于古堡一角的火炉旁，畅谈未来，直到天明。至今想来，仍然感到温馨无比，意犹未尽。

自建道场，固然需费甚巨，接管他人的寺院更是耗时费力，困难重重，我向来不喜与人纷争，所以不愿接办他寺，但往往都在不得已的情况下，为了对别人的承诺不退票，而与一些寺院结下不解之缘。嘉义圆福寺原本是一座被人查封拍卖的寺院，为不忍佛门圣地就此凋零，在林慈超居士介绍之下，于即将拍卖的前一天，我和慈惠同往嘉义税捐处情商拍卖延期。幸好当时税捐处处长魏建言先生是慈惠过去未出家前在宜兰的同事，因此愿意宽限半个月，让我们得以筹得四百万元赎回庙产。但是接手之后，才发现寺内还有住家、工厂，为了对林居士的好意实践不退票的承诺，我又忍痛再花上近千万元搬迁费，才保住这个百年古寺。

三十年前，方进步先生一再表示要将台南福国寺献给佛光山管理。本来我未曾动心，但五六年来见其诚意殷殷，便允诺接纳，并请心定前往接洽，才发现寺方负债数百万元。我听到心定的报告，真是左右为难，因为在经济上，佛光山哪里有这些能力，但是因为自己已经在不知情的状况下答应接受，为维持不退票的形象，只有万分无奈地张罗还债事宜。

类似这种情况不胜枚举，但是我都咬紧牙关，一一承担下来。坚持永不退票的理念免不了吃一点亏，但在无形中也长养了自己的精神毅力，赢得了别人的尊重爱戴，所以其他有形有相上的损失就不足为道了。

十余年前，台南加工出口区请我作一场讲演，我最初回答：“太忙了，无法排出行程。”对方表示讲座可排在次年，我一来感其诚恳，二来觉得日期还早，便随口承诺。时间如白驹过隙，一年一眨眼就过去了，约期迫在眉睫，而当时我在洛杉矶举行西来寺筹建会议，正讨论到紧要的地方，尽管许多徒众劝我打电话请主办单位将演讲改期或推辞，但我力排众议，坚决不可退票。因此为了这一场两个小时的讲演，我从洛杉矶飞往台湾讲演后，第二天即刻赶回美国，连同候机、逗留、坐车，为了两小时的演讲，总计我花了六十小时。虽然如此，至今仍为自己在万难之中保持永不退票的纪录，未曾耽己误人，而感到自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