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有史家商承祚认为王国维妻妾有外遇，王氏不愿受辱而一死之说。此说由于为尊者讳之故，罕有见于文字者。罗振玉之孙罗继祖主编《王国维之死》一书，所引商承祚之说语焉不详，只有“中冓不可道”一句，罗继祖理解为亲戚之间的矛盾，似不附合商氏本意。常任侠1940年1月12日日记载：“晨，商锡永（南按：即商承祚)来，留其在舍午餐，杂谈男女琐事，商云王静安以妇有外遇，故愤而自杀，未知信否也。”（《战云纪事》，常任侠著，海天出版社1999年出版，232页。)

后世有研究者认为，溥仪只是道听途说，任意捏造事实，卖画之事纯系子虚乌有，罗振玉“逼债”说难一成立，商承祚“妻妾受辱”说也不大靠得住。从王国维遗书上的“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十六字可以看出，他的死正如陈寅恪所说“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迨既达极深之度，殆非出于自杀无以求一己之心安而义尽也”。陈氏之“殉文化”说，与梁启超之论王国维死因相接近，因而陈氏之说最为接近本真，亦多为后世研究者赞同。

[67]《寒柳堂集》，陈寅恪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

[68]《罗雪堂先生致陈寅恪书》，载《国学论丛》，第一卷第三号，1928年4月。

[69]碑文见陈寅恪著《寒柳堂集》，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出版。关于为王国维立纪念碑情形，有一插曲。据时在清华国学研究院就读的研究生戴家祥回忆：王国维跳湖自尽后，1928年初冬研究院同学会更选，最后选出宋玉嘉为会长，吴其昌副之，戴家祥为文书，姚名达任会计，然后决定为王国维立碑纪念。为此，梁启超捐资五百元，陈寅恪二百元，马衡（南按：字叔平，当时被聘为研究院讲师）一百元，新任校长严鹤龄二十元（南按：曹云祥已辞职，被师生逐出校园），李济二十元等等，大多数教授、讲师、助教及学生都捐了款，共得银3000元。碑由陈寅恪撰文，马衡书丹，梁思成设计，于1929年夏竖立于清华园工字厅东南土坡之下，前书“海宁王静安先生纪念碑”，背为陈氏撰文。当时“只有赵元任和助教杨某（赵师母的内侄）一文不名（南按：即杨时逢），他们是另有看法的。”（《致李光谟》载《李济与清华》，李光谟编，清华大学出版社1994年出版。）赵对王国维有何看法或成见，戴家祥未明言，但从当时的情形看，“老实得像根火腿”的王国维并未参加清华派系斗争，平时亦不好自命不凡，盛气凌人，究竟何时何地与赵产生过节，或许如吴宓所言之情形？1928年3月23日，吴宓日记载：“戴家祥、姚名达持捐册来，欲强宓捐助研究院学生为王静安先生立纪念碑经费。且谓宓昔为研究院职员，义当捐助云云。宓极不赞成此举，又愤若辈之无礼，但含忍之。晚7-8时访陈寅恪，托其惋告彼等，言宓家庭负担重，又常捐巨款于《学衡》，故不克捐助云云”（《吴宓日记》，第三册。）查吴氏日记，内中有大量施舍金钱于朋友学生的记录，如吴芳吉、王尧城、毛彦文等用他的金钱都是千元以上的大数，而张歆海、张荫鳞、胡征、高棣华等学生辈也常向吴借钱并得到资助。但吴宓此时在金钱处置上却显得很不尽人情，亦很不明智。尽管戴家祥、姚名达辈不尽懂礼数，言语中引起吴之反感，但此事非彼事，看在王国维临终托孤的份上，亦应略尽绵薄，何况梁启超与陈寅恪所捐都是五百与二百元的数目。吴宓书生意气在此，或许赵元任亦类似吧。

[70]《王观堂先生挽词并序》，陈寅恪《寒柳堂集》。梁启超是广东新会人，故陈寅恪在诗中以“新会”代之。

[72]就在梁启超去世四十多年后的1971年，清华大学教授梁思成因病入住协和医院，于一个偶然机会，从自己的医生那儿得知父亲早逝的真相。具体情形是：当梁启超入住协和医院后，鉴于其在社会上的显赫名声，协和医院相当慎重，决定由留学美国的中国人、协和医院院长刘瑞恒亲自主刀，美国医生副之，其他人员也是从各方面选拔而出，可谓阵营强大，应该不会有什么闪失。意想不到的是，闪失还是发生了。据当时参加手术的两位实习医生后来私下对同行说：“病人被推进手术室后，值班护士就用碘在肚皮上标位置，结果标错了地方。刘博士（按：刘瑞恒）就动了手术，切除了那健康的肾，而没有仔细核对一下挂在手术台旁边的X光片。这个悲惨的错误在手术之后立刻就发现了，但因关乎协和医院的声誉，被当成‘最高机密’归档。”（《中国建筑之魂》，56页，[美]费慰梅著，成寒译，上海文艺出版社2003年出版）未久，不少传媒把此事炒得沸沸扬扬，且成为一件秘闻流传于坊间。其实，梁启超出院不久协和医院就已默认了，梁启超也已确切地得知自己的好肾被割掉，但为何割掉仍是雾中看花，不甚明了。梁氏在1926年9月14日给孩子们的信中曾这样写到：“……伍连德（大夫）到津，拿小便给他看，他说‘这病绝对不能不理会’，他入京当向协和及克礼等详细探索实情云云。五日前在京会着他，他已探听明白了。……他已证明手术是协和孟浪错误了，割掉的右肾，他已看过，并没有丝毫病态，他很责备协和粗忽，以人命为儿戏，协和已自承认了。这病根本是内科，不是外科。在手术前，克礼、力舒东、山本乃至协和都从外科方面研究，实是误入岐途。但据连德的诊断，也不是所谓‘无理由出血’，乃是一种轻微肾炎。……他对于手术善后问题，向我下很严重的警告。他说割掉一个肾，情节很是重大，必须俟左肾慢慢生长，长到大能完全兼代右肾的权能，才算复原。”“当这内部生理大变化时期中，左肾极吃力，极辛苦，极娇嫩，易出毛病，非十分小心保护不可。唯一的戒令，是节劳一切工作，最多只能做从前一半，吃东西要清淡些。……我屡次探协和确实消息，他们为护短起见，总说右肾是有病(部分腐坏)，现在连德才证明他们的谎话了。我却真放心了。所以连德忠告我的话，我总努力自己节制自己，一切依他而行。”（《梁启超年谱长编》。）

有研究者分析，认为协和误割好肾当然是一劫，也是梁启超致命的一个重要原因。但他若切实按照伍连德提出的要求进行疗养（南按：伍连德、梁启超好友，留英、德等国学医和研究，医学博士。回国后创办多所医院并任院长，1935年，为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候选人提名），还是有可能多活一些岁月的。而不良生活习惯，也是导致梁启超患病和屡医无效的重要原因之一。加上后来夫人李蕙仙病故等刺激，又成为他发病的一个导因。再有就是梁氏的写作欲过于旺盛，夜以继日地写作，不愿过“享清福”的疗养生活，“家人苦谏节劳”而不听，没有认真考虑劳累为病体带来的恶劣后果，是他早逝的第三个重要的、甚至是最主要的原因。梁思成在追述父亲得病逝世经过时说：“先君子曾谓‘战士死于沙场，学者死于讲座’。方在清华、燕京讲学。未尝辞劳，乃至病笃仍不忘著述，身验斯言，悲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