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鲁迅《我观北大》，《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出版。

[6]蔡元培，清同治丁卯年十二月十七日(1868年1月11日)生于浙江绍兴府山阴县。字鹤卿，号孑民。近代民主革命家、教育家、科学家。7岁考取秀才，青年时期连续中举人、取进士、点翰林、授编修。1898年，弃官从教，初任绍兴中西学堂监督、嵊县剡山书院院长、南洋公学特班总教习；1902年，组织中国教育会并任会长，创立爱国学社、爱国女学，均曾被推为总理。1904年组织光复会，1905年参加同盟会。1907年赴德国莱比锡大学研读哲学、心理学、美术史等，武昌起义后回国，1912年1月就任临时政府教育总长。不久，因不满袁世凯的专制而辞职，再赴德、法等国学习和考察。1915年与李石曾等在法国组织勤工俭学会，次年与吴玉章等发起组织华法教育会，提倡勤工俭学。1916年回国，次年任北京大学校长。1921年，分别被法国里昂大学、美国纽约大学授予文学、法学博士荣誉学位。1924、1926年中国国民党第一次、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入选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27年，除任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委员、中央特别委员会常务委员、国民政府常务委员、监察院长、代理司法部长等职外，倡议成立大学院作为全国最高学术教育行政机关，被任为大学院院长。1928年辞去各行政职务，专任国立中央研究院院长。1932年，同宋庆龄、杨杏佛等在上海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被推为副主席。1938年，被推为国际反侵略运动大会名誉主席。1940年3月5日在香港病逝。

[7]李零《中国历史上的恐怖主义--刺杀和劫持，》载《读书》2004年11期。另，后来这刺客行列中的许多人如蔡元培、任鸿隽、鲁迅等，都主动放弃了这一暴力手段，转入其他形式从事反清闹革命的活动。在日本的同盟会曾在激进留学生中秘密招募暗杀者，鲁迅因为前一阶段的出位表现，被一帮哥们找去要求加盟，鲁迅拒绝了，理由是家有老母需要抚养云云。蔡元培则由主张单打独斗的用炸弹暗杀，转向在教育界实行另类思想的培育。在他看来此种效果的爆炸力将更大，后来的事实证明了他的判断。

[8、9]《西潮与新潮》，蒋梦麟著，团结出版社2004年出版。蒋梦麟是蔡元培北大校长的继任者，抗战期间，蒋在昆明西南联大防空洞撰写自传体《西潮与新潮》，先后在美国与台湾出版。据该书透露，蔡元培在开科纳仕的征途上颇具传奇色彩。蒋梦麟在书中特别提到一个小故事：“蔡元培在早年写过许多才华横溢，见解精辟的文章，与当时四平八稳，言之无物的科举八股适成强烈的对照。有一位浙江省老举人曾经告诉我，蔡元培写过一篇怪文，一开头就引用《礼记》里的‘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一句。缴卷时间到时，他就把这篇文章缴给考官。蔡先生就在这场乡试里中了举人。后来他又考取进士，当时他不过三十岁左右。以后就成为翰林。”

[10]傅斯年《“五四”偶谈》，载《中央日报》1943年5月4日。傅斯年在文中说：“‘五四’已经成就了它的使命了。当年蔡孑民先生之就北大，其形势如入虎穴。蔡先生之办学，兼容并包，原非徒为国民党而前往，然而蔡先生提倡潜修，口号是‘风雨如晦鸡鸣不已’，其结果是出来一团朝气。犹忆‘五四’以后有人说，北洋政府请蔡先生到他的首都去办学，无异猪八戒肚子中吞了一个孙悟空。”

[11]蔡元培抵京，报界多有报道，其中《中华新报》1917年1月1日报道说：“蔡孑民先生于二十二日抵北京，大风雪中，来此学界泰斗，如晦雾之时，忽睹一颗明星也。”

[12]傅斯年《“五四”偶谈》，载《中央日报》1943年5月4日。

[13]《圣地之光--城子崖遗址发掘记》，石舒波 于桂军著，山东友谊出版社2000年出版。

[14]曹汝霖（1877-1966）上海人，字润田。早年留学日本东京早稻田专门学校、私立东京法学院攻读法律。1902年返国，任商部行走，兼任京师大学堂附设之进士馆法律助教。清末出任外务部左侍郎。辛亥革命以后，任袁世凯秘书。不久即离开袁府在北京执律师业，一时为社会所重。据说曹是一个头脑灵活，办事干练而善于沽名钓誉的人，其中一个最引人注目的例子是，有一次，上海有两个富家女婆，被控告强奸了一个男性少年，而且这个少年在两个女人实施强奸过程中，因心力交瘁而猝死于女人的大腿之上。法院接案后，以“强奸罪”把两个女人关进了监狱。曹闻讯，认为法院判决不当，遂自愿前往搭救两富婆。他以名律师的身份和才学与法官辩论，认为鉴于女人在生理上的局限性，只有男人强奸女人，不可能反过来女人强奸男人，就像天上下雨落到地下，而地下的喷泉再高也达不到天宫一样。即使两个女人用其他辅助技术与这少年发生了性关系，法律上也没有明文规定女方是在实施“犯罪活动”，因而两个女人无罪。法院最后采纳了曹的辩护，两个女人走出监狱，与曹热乎起来。新闻界借机添油加醋地渲染，说曹借机又让两个富婆为他心甘情愿地劈腿云云，曹在社会各界一下爆得了大名。（事见《新编刀笔菁华》襟霞阁主编1924年上海出版。转引《五四运动史》，周策纵著，岳麓书社1999年出版）

1913年8月，曹出任袁世凯政府外交次长。1915年和陆徵祥一起奉袁命同日本谈判，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1916年后任北洋军阀政府交通总长、财政总长，趁机卖国求荣，大发国难之财。据1919年5月16日中美通讯社报导，曹侵吞占有的各项财产总数在2000万元以上，按当时的比价，其数目已超过了清朝巨贪和坤之数。1919年五四运动中，北京学生一致要求惩办亲日派卖国贼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等三人。6月10日北京政府被迫下令将曹等三人免职。抗日战争时期，曹汝霖曾任伪华北临时政府最高顾问、华北政务委员会咨询委员。1949年逃往台湾，后至日本、美国。死于底特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