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6]毛子水《记陈寅恪先生》，载台北《传记文学》，第十七卷，第二期，1970年。

[27]马亮宽《傅斯年与陈寅恪》，载《傅斯年》，聊城师范学院编，山东人民出版社1991年出版。

[28]载《谈陈寅恪》，俞大维等著，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8年9月再版。

[29]《杂忆赵家》，杨步伟著，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出版。

[30]朱家骅，字骝先，浙江吴兴人，16岁（1908年）赴上海，在通运公司结识了国民党四大元老之一、蒋介石的拜把子大哥张静江。是年9月，考取同济德文医学校。当时张静江与国民党另一位大老戴季陶，以及陈英士等都在上海扯旗造反，大搞恐怖活动，四处抓捕朝廷命官进和斩首。朱家骅积极参与，得到了戴季陶的赏识。同济大学毕业后，朱家骅在张静江的资助下，于1914年自费赴德国留学，攻读地质专业。1917年初回国，任北京大学地质学教授兼德文系主任。1918年，教育部决定每年选派各大学、高等专门学校男女教授若干名赴欧美各国留学，本年选派刘复、朱家骅、邓萃英、杨萌榆等7人，于8月14日由沪乘船赴美，此举乃中国教授留学之始。与此同船的有李济、叶企孙、徐志摩等初出茅庐的留学生若干名。

朱家骅抵美后不久即转赴瑞士，后再赴德国柏林大学与工科大学深造，1924年获得地质学博士学位归国，仍任北大前职。1925年因参加北京学生声援“五·卅”等爱国运动，又参加国民党的翠花胡同派（与右派有所区别），遭北洋政府通缉，朱潜入六国饭店匿藏起来。与他先后潜入饭店的，还有北大代理校长蒋梦麟等人。眼望革命形势陷入低潮，性命堪忧，朱化装打扮，在一个月黑风高之夜秘密潜逃出京，回到原籍隐遁起来，但暗中仍与外界保持密切联系。数月后，张静江、戴季陶等在广东参与国民党北伐，急需人手，秘密通知朱家骅前去任事。此时蒋介石正以戴季陶为主要幕僚，并视为心腹，而戴也正需要政治上的助手，见朱应邀前来，积极拉拢，并竭力为朱家骅步入仕途铺路打桥。1926年7月，原孙中山创立的广东大学正式改名为中山大学，以示对这位民国创建人的纪念。更名后的中山大学被国民党所操控，并实行校务委员会负责制，在黄埔军校校校长任上尝到甜头的蒋介石，深知办学的重要，亲自任命自己的铁哥们戴季陶为校务委员会委员长，顾孟馀为副委员长。因戴与顾在国民党内有更多的要务兼理，难以顾及学校事务，朱家骅借机入主中山大学，出任中大校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副校长）兼地质系主任、教授，主持日常校务工作，并奉蒋介石和国民政府之命改组学校，自此正式踏上了“风险与机遇共存”的仕途之路。

[31] 朱家骅《忆傅孟真先生》，载《台大校刊》，第101期，1951年。

[32] 关于鲁迅与顾颉刚交恶的原因有多种说法，如陈漱渝，根据鲁迅与许广平以及章延谦（川岛）的通信内容，认为鲁迅不满顾颉刚，主要是“顾颉刚自称只佩服胡适、陈源两人，而胡适在20年代却多次给封建军阀出谋献策，幻想由他们来‘裁军’‘制宪’、实行‘联省自治’，甚至反对驱逐废帝溥仪出宫。陈源则是众所周知的鲁迅论敌。1926年秋，鲁迅与顾颉刚先后应聘到厦门大学任教。顾颉刚曾表示不问外事，专一看书，但他推荐了潘家询、黄坚、陈万里来厦大，陈万里又推荐了罗常培、王肇鼎，因而在厦大国文系和国学院形成了一种势力。他们排斥鲁迅，说鲁迅是‘名士派’。同年12月，章廷谦来厦大任国学院出版部干事兼图书馆编辑。顾颉刚暗中竭力反对，但事成定局后，他又抢先向章廷谦报告。章抵厦门的当天，他还派人送章一大碗红烧牛肉和一碗炒菜花”云云。（《倦眼朦胧集》，陈渝漱著，福建教育出版社2000年出版）按另一位名曰孙玉祥者所言：“这种说法有一定道理，但还不能完全解释鲁迅为什么对顾颉刚这么仇恨。因为即使对胡适和陈源，鲁迅在论争时，也没有违背自己为文原则而对他们进行人身攻击，更没有在小说中对他们进行影射。对‘阎王’这么‘宽大’的主儿会对‘佩服’他们的‘小鬼’那么严厉？这从道理上讲不过去。”（孙玉祥《鲁迅为什么刻薄顾颉刚》，载《鲁迅世界》2004年1期）

事实上，即使当事人顾颉刚对鲁迅如此刻薄甚至刻毒地对自己人身攻击也有些莫名其妙，百思不解。他在给胡适的信中曾不无感慨地说道：“我真不知前世做了什么孽，到今世来受几个绍兴小人的播弄。”（1927年4月28日《致胡适信》）直到去世，顾颉刚都没能明白鲁迅究竟何以如此。后世有名为胡文辉的研究者，在《鸟头与红鼻》一文中，对鲁顾交恶的死结作过解释，文曰：“鲁迅与顾颉刚交恶是现代文化界上的一大公案，据说起因是顾颉刚曾误信陈源之说，以为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抄袭了日本人盐谷温的著作。鲁迅自然耿耿于怀，从此就‘盯’上了顾颉刚”云云。（胡文辉《最是文人》，安徽文艺出版社2000年出版。）

若按胡文所言，就不免牵涉两个悬案：一是鲁迅是否抄袭了盐谷温的作品；二是顾颉刚误信了陈源之说，为何鲁迅骂陈源远没有骂顾氏刻毒，且从没有对陈源进行人身攻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