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关于吴宓辞研究院主任之职与张彭春被挤出清华园一事，情形颇为复杂，但总体而言是清华的吴宓一派与张彭春（字仲述）一派意见不合，相互倾轧所致。张彭春乃著名的南开大学校长、教育家张伯苓的胞弟。1910年，张彭春与赵元任、胡适等70人同期，以第10名的成绩考取庚款留学生二期放洋留美（赵元任名列第2，胡适列55名），在克拉克大学获文学学士学位后转入哥伦比亚大学就读，研究文学、欧美现代戏剧。1915年他获哥伦比亚大学文学硕士及教育学硕士学位，为著名哲学家杜威的得意门生，此后在美国任中国留美学生联合会指导。1916年归国，任南开中学部主任兼南开新剧团副团长，开始话剧创作活动。后来成为名人的周恩来、万家宝（曹禺）等均为南开新剧团成员并成为张彭春亲自栽培的学生。1919年，张氏再度赴美国攻读哲学，1922年获哲学博士学位离美，赴英、法、德、丹麦等国考察。1923年任清华大学教授兼教务长。当时的张彭春与胡适、赵元任等庚款二届留美同学往来密切，与以吴宓、梅光迪等学衡派成员（在南京以《学衡》杂志为根据地，鼓吹所谓的传统文化），或支持学衡派者不甚和睦。吴宓进清华，乃学校正急需人才之时，且是曹云祥校长一手促成，作为教务长的张彭春与“暴得大名”的胡适都不好直接面对面地从中作梗，吴宓趁此空隙得以顺利进入清华园。但自吴氏主持研究院日常事务后，情形逐渐变得复杂微妙起来。当校长曹云祥行将出国考察时，荐张彭春以自代。因张与吴围绕校政施教方面的主张常有不同意见，终致彻底决裂，成为势不两立、你死我活的仇寇。由于这样的关系和派系成见，吴与胡适、赵元任的关系也越来越生硬，几乎成了冤家对头。但此时深受校长曹云祥器重的张彭春，正处于青云直上、一飞冲天之势，并不把吴宓放在眼里。事实上，无论从哪方面俗务来看，张彭春都有理由在吴宓面前骄傲并采取俯视姿态。1916年，当张彭春作为一只硕士衔的“海龟”，自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回国时，吴宓刚从清华学校毕业，翌年才放洋留美。而张最终戴着一顶耀眼闪光的美国高等学府的博士帽子荣归故里，并顺利进入清华任教授兼教务主任。而吴在美扑腾了几年，只弄了一张灰不溜秋的硕士文凭归国，这顶帽子在当时放洋的诸生看来并不足道。也就是说，无论是资历还是学历，吴氏比之张氏都差一个档次。尽管吴宓放洋时号称“哈佛三杰”之一，但类似这般称孤道寡的荣誉称号到了张彭春的耳朵里，可能只是被当做一个笑话嗤之以鼻罢了。

在张彭春的眼里，吴宓的为人为学皆不值一哂，并在人前人后对其表露出轻视意味，此点从吴宓日记中可以看出。1925年10月22日，吴宓初任研究院主任不久，正在志得意满之际，受邀为清华普通科学生作“文学研究法”的讲演。令他万没想到的是，演讲完毕，却被张彭春借机当场讽刺戏弄了一顿。为此，吴觉得自己“空疏虚浮，毫无预备，殊自愧惭。张仲述结束之词，颇含讥讪之意。宓深自悲苦。缘宓近兼理事务，大妨读书作文，学问日荒，实为大忧。即无外界之刺激，亦决当努力用功为学。勉之勉之。勿忘此日之苦痛也”。（见《吴宓日记》吴学昭整理，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6月出版。）言辞中见出吴氏的书生本色，也透出其处境的尴尬与内心的痛苦。

不过，时间不长，张彭春便在严酷的派系倾轧中，因弄权施术威胁到曹云祥的个人利益，被曹抛弃，辞职离校回天津南开，帮助其兄治校去了。吴宓于1926年1月18日记道：“此次张氏去职离校，如竟成事实，则实为权臣威加于主者之普通下场。各方反对虽烈，然已司空见惯，久已无足重轻。此次去张，纯由校长自决。而校长之为此，必自有不得已之原因。或缘大权旁落，恐驾驭为难；或张竟有图谋去校长而代之之举动，为所觉察，故而出此。”2月3日吴宓又记云：“闻校长已与张仲述决裂，准张氏辞职。张氏今日方在寓宅收拾行李，即刻离校云。念及年来相处，及其中风潮，兔死狐悲，为之慨然。”（见《吴宓日记》第三册。）

张去职后，派系倾扎更趋严重，吴宓很快就遭到了张派嫡系的暗算。在中国现代学术史和教育史上留有光荣一页的清华国学研究院，是吴宓生前身后久被人赞誉的辉煌，但最后迫于各方压力，吴宓不得不向校长曹云祥递交了辞职书。处于复杂考虑的曹云祥很快批准了吴的请求，并于3月16日把布告张贴到研究院主任室门口，“以作宓去职之正式表示”。（《吴宓日记》）与此同时，曹云祥索性来了个斩草除根，将其调离研究院，弄到大学部外文系任教授，研究院事务暂由曹本人“兼理”。从吴宓留下的日记可知其心境之凄凉悲苦，同时也见出即使如学术重镇之堂堂清华学校乃至象牙塔之国学研究院，亦并非理想的圣洁之地。此时的吴宓在这种矛盾与相互倾轧的处境中被搞得晕头转向，悲不自胜，如自己所言“宓之不善自谋，到处悉然，可胜悲叹。”（见《吴宓日记》，第三册，吴学昭整理注释，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