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1922年，顾颉刚在北京大学整理古籍，把《诗》、《书》和《论语》三部书中所载的上古史中传说整理出来，加以比较，发现“禹是西周时就有的，尧、舜是到春秋末年才起来的。越是起得后，越是排在前面。等到有了伏羲神农之后，尧舜又成了晚辈，更不必说禹了”。于是他建立了一个假设：“古史是层累地造成的，发生的次序和排列的系统恰是一个反背。”也就是说，古籍中所讲的古史是由不同时代的神话传说一层一层地积累起来而造成的，神话传说发生的时代，其先后次序和古书中所讲的排列系统恰恰相反--这便是20世纪上半叶在中国史学界影响重大和深远的顾颉刚学术精髓--所谓的“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观。

顾氏理论一出，胡适大为激赏，并誉为“真是今日史学界的一大贡献”，“是用历史演进的见解来观察历史上的传说”，“他这个根本观念是颠扑不破的，他这个根本方法是越用越见功效的”云云。（见胡适《古史讨论的读后感》，载《古史辨》，第一册，顾颉刚等编著，上海书店1992年出版。）当然，学术界亦有与顾颉刚持不同观点者，并纷纷撰文与顾氏争辩。从1926年开始，顾颉刚把古史论战中双方所有文章以及后来继续讨论的文章、信件汇集在一起，编成《古史辨》第一册，并写了一篇十几万字的长序，阐发自己的思想观点。胡适在介绍此书时说：“这是中国史学界的一部革命的书，又是一部讨论史学方法的书。此书可以解放人的思想，可以指示做学问的途径，可以提倡那‘深切猛烈的真实’的精神。”又说：“顾颉刚的‘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一个中心学说已替中国史学界开了一个新纪元了。”（见胡适《介绍几部新出的史学书》，载《古史辨》，第二册，顾颉刚等编著，上海书店1992年出版。)

《古史辨》一册一经问世，立即风靡学界，一年之内重印近20版次。到1941年，《古史辨》共出七册。一个以顾颉刚为核心的“古史辨派”覆盖了中国史学界，极大地震荡了人们的思想与史学观，如当时在北大任教的资深教授钱玄同，不但对顾氏理论击节叫好，称赞“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观，“真是精当绝伦”，而且索性将自己的钱姓废掉，改为“疑古玄同”，以示对顾颉刚的呼应和自己疑古到底的决心。钱氏之神经病式的妄举，曾一度受到鲁迅的嘲讽。

据沈尹默说，1929年5月，鲁迅由上海北上省亲，钱玄同偶然去孔德学校，正好碰见鲁迅在室中端坐。此时二人已从往昔的亲密同学加战友变成相互厌恶的对象。玄同既已跨进室内，不好立即退出，一边尴尬地和鲁迅打着招呼，一边寻找转移话题，恰好看见桌上放着一张印有周树人三个字的名片，便回头对鲁迅道：“你现在又用三个字的名片了？”鲁迅闻听，板着脸无好气地答道：“我从来不用四个字的名字。”此言一出，在场者都明白这是讽刺钱玄同主张废姓，改为“疑古玄同”，同时又与胡适派或者“古史辨派”搅在一起，为鲁迅所忌之故。钱玄同闻之，神色陡变，一言不发，摇着头做不屑一顾状，溜之乎也。（见沈尹默《鲁迅生活中的一节》，载《文艺月刊》1956年10月号。）另据马幼渔说，就是这次北上省亲，鲁迅到马幼渔家看望旧友，又与不睦的胡适相遇。胡从外面一进门，看到客厅中的鲁迅，略作惊讶，打趣道：“你又卷土重来了！”鲁迅瞟了胡适一眼，立即回敬道：“你不要害怕，我还要卷土重去，决不抢你的饭碗！”胡适颇为尴尬，搭讪道：“看你还是那个脾气。”鲁迅仍板着脸冷冷地答：“这叫江山易改，禀性难移。”二人再无话，胡适打着哈哈转身悻悻而去。（见王廷林《鲁迅不抢胡适“饭碗”》，载《纵横》2004年9期。）

胡适到了台湾以后，1958年5月在台北中国文艺协会作了一次题为《中国文艺复兴运动》的演讲。他肯定鲁迅在“新青年”时代“是个健将，是个大将”，并认为鲁迅、周作人翻译的《域外小说集》“翻得实在比林琴南的小说集翻得好，是古文翻小说中最了不得的好”。胡适在铺垫一番之后，接着骂了鲁迅：“但是，鲁迅先生不到晚年--鲁迅先生的毛病喜欢人家捧他，我们这般‘新青年’没有了，不行了；他要去赶热闹，慢慢走上变质的路子。”什么叫做“变质”呢？就是和共产党搞在一起，参加了“左联”。胡适认为，鲁迅加入了“左联”，也是不自由的。“那时共产党尽量欢迎这批作家进去，但是共产党又不放心，因为共产党不许文艺作家有创作自由。所以那时候监视他们的人即左翼作家的监视者，就是周起应，现在叫周扬，他就是在上海监视鲁迅这批作家的。”（见《胡适作品集》，第二十四册，《胡适演讲集（一）》，台北，远流出版公司1986年出版。）

【14】《华盖集续编·不是信》，载《鲁迅全集》，第三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出版。

【15】罗久芳《傅斯年留学时期的九封信──纪念先父罗家伦与傅斯年先生的友谊》，载台北《当代》，第一二七期1998年3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