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1841年，杭州这方水土养育的一代才人龚自珍猝然离世，他生前已呼吸领会到旧文明的衰亡气息，直接提出了“衰世”的概念。

1949年，“时间开始了”，生在杭州、长在杭州的燕京大学创始人司徒雷登黯然告别他热爱的中国。

西湖真是浓缩了一部激荡的百年史，我很想把这本书叫做“西湖版”百年中国史，就是试图以西湖为平台，围绕着西湖边走过的、与西湖有关的人事重新认识这段风雨苍黄的历史，这一百多年的中国正处于摆脱“衰世”的进程中，怀抱各种梦想，在这块古老土地上播种的民族精英们，他们的全部努力都是为了文明转型，使老中国早日步出“衰世”，迈入一个“不拘一格降人才”的新文明时代。他们做的一切，无论成败都已在西湖边定格，他们身后的墓址、故居和一切文字都已成为百年见证。湖山虽好，如果不是因为这些先人的足迹、眼泪和欢笑，他们的热血、智慧和辛劳，那也不过是我们闲来休憩之所，不会有兴亡之慨，不会有物是人非之叹。

西子湖头，曾来过多少权倾一时的公侯，叱咤风云的军阀，从卢永祥到孙传芳，从张静江到蒋介石，还有类似杜月笙、王晓籁等流氓大亨都曾在西湖边圈地建别墅，南山路到北山路到处是摩肩接踵的别墅，“澄庐”、“静逸别墅”、“青白山居”、“九芝小筑”……我更有兴趣的不是这些人，在文明史的视野中，在增量历史观下，我注视的是生前并无显赫权势的龚自珍、胡适、竺可桢，一笔在手的邵飘萍、史量才……正是他们才把一个老大民族带入了近代文明社会。他们才是真正推动历史的人。一部通向希望之门的中国近代史，实际上是他们书写的。

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近代中国的转型是从张元济、蔡元培、张謇、汪康年等人开始的，这一代读书人都是自科举之路走上来的，他们是进士、翰林甚至状元及第，但他们在20世纪前夜告别朝廷，转向社会，成为出版家、教育家、实业家、报人，这是一个全新的变化。在他们之后，随着1905年废科举、兴新学、派留学，一个新型的知识阶层在中国破土而出，他们各走各的道路，拓展出了新的社会自主空间，建立起新的尺度。

那些怀抱科学救国、实业救国、新闻救国、教育救国、思想文艺救国等梦想的人们，他们的努力，在相当一个时期，确是播下了文明的种子，有些已在茁壮的成长之中，受到世人的瞩目，比如那些我们耳熟能详的学府（北大、清华、南开、西南联大、浙大、燕京，还有许许多多的中学），那些报纸（《申报》、《大公报》、《新民报》等），那些出版社（商务、中华、开明、世界……），那些银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浙江兴业银行等），如果不是有人为“工业救国论”、“教育救国论”的破灭而兴奋，如果它们不是被一次次地连根拔起，或者永远消失了，它们早已是遮天蔽日的大树，而我们已经可以在文明的树荫下享受。

“种瓜得瓜，种豆得豆”，“要这么收获，先那么栽”，说的都是一个道理，这是胡适喜欢的谚语、格言，他最后一次来到西湖，还在浙大演讲自由主义，耿耿此心，就是要将陌生的文明移植到中国的土壤上，所以他才会那么用力、用心地在中国传统中寻找自由主义的因子，寻找可以与近代文明接轨的东西，一首诗，一篇文章，一个小故事，哪怕是片言只语。我们可以不同意他的见解，却否定不了他的诚意、真挚和热忱，他确是一个播种者，在底线意义上为古老民族提供了基本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