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38年，龚自珍曾经想随林则徐南下广东，参加禁烟行动，因“事势有难言者”而未成，他送给林则徐一篇《送钦差大臣侯官林公序》，及砚台一方，砚台为一紫端，背后刻摹了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林则徐珍视这方平淡无奇的砚台，一直珍藏在身边，随同他风雪万里，并亲笔在背后草书两行：“定庵贻我时晴研，相随曾出玉门关。龙沙万里交游少，风雪天山共往还。”落款“林则徐”。这是林在陕甘与新疆途中所刻。龚自珍以“快雪时晴”作砚铭赠别林则徐，就是希望林能像“快雪时晴”一样雷厉风行地革除积弊，使中国早日出现“银价平，物力实，人心定”的局面。林则徐南下途中读了龚自珍赠别文章后写信给他：“责难陈义之高，非谋识宏远者不能言，而非关注深切者不肯言也。”林则徐比龚自珍年长7岁，与龚父是同僚，他们早就认识。

1839年，在京城居住了近20年后，对宦海深为厌倦的龚自珍辞职南下。4月23日黄昏，他不带眷属，独自一人，雇车两辆，其中一辆载着他的百卷诗文，悄然离开北京。路经扬州时，他曾与魏源见面。船过镇江，在北固山下遇到乞求降雨的赛玉皇迎神大会，玉皇、风神、雷神俨然，祷词万数，朗诵声不绝。认识他的道士再三请求他作一首祈雨的青词，他推辞不过，写下了本文开头“九州生气恃风雷”那首著名的七绝。在镇江到江阴的船上，他读陶渊明的诗，有感而发，赋诗三首，其中一首说：“陶潜诗喜说荆轲，想见《停云》发浩歌。吟到恩仇心事涌，江湖侠骨恐无多。”回到故乡杭州不久，他陪同父亲去看过八月十八日、壮观天下无的钱江潮。自1826年离开杭州北上，他已有14年未回家了，他感慨地写下了“踏遍中华窥两界，无双毕竟是家山”的诗句。世事沧桑，变化真大，亲朋中已有不少人离开人世。他还没有意识到，自己的生命也已进入倒计时。

三

1794年，魏源在湖南邵阳出生的那年，正是乾隆禅位前一年，是所谓的“康乾盛世”的终点，也是清王朝由盛而衰的起点，他生当其时，几乎亲眼目睹了“盛世”下滑的整个过程，对“衰世”有着铭心刻骨的体会。1825年，他32岁那年受江苏布政使贺长龄之命编《皇朝经世文编》，到1826年冬天共编成120卷，成为了解那个时代的重要文献，不过那还是属于古代的范畴，是按照千年相续的传统思路编的。1826年，他与龚自珍同时参加会试，双双落第，欣赏他俩才学的考官、礼部主事刘逢禄惋惜不已，黯然题诗《伤湖南、浙江二遗卷》，“龚魏”齐名由此开始。直到1845年，龚自珍死后四年，魏源52岁那年才在补行殿试中恩科三甲第93名，赐同进士出身，以知州分发到江苏，先后做过东台、兴化等地的知县。“万行柳色万声莺，啼遍千门万户春。”魏源一直等到知天命之年才喜登“龙门”，难怪他要自我解嘲“中年老妇，再作新娘”。

1819年，魏源与龚自珍在北京初次见面，就气味相投（有人说他们1814年认识，但这一年龚自珍往返与徽州、杭州之间，没有到过北京）。1822年秋冬之交，龚自珍曾送魏源等到古北口长城，共赏塞上风光。1830年4月9日，魏源在北京，应龚自珍之召，参加了花之寺聚会。6月，他们又在龙树寺再聚，林则徐也在场，正是这次集会奠定了林则徐和龚自珍、魏源、张维屏等人的友谊。1832年春天，魏源应龚自珍之招，再次参加花之寺集会，到场的还有主张革新的包世臣等十四五人。这些聚会名为赏花，实际上是志同道合的朋友研讨学问、议论时政的聚会。早在鸦片战争前十几年，他们就已预感到英国将可能以新加坡为基地，有侵华之举。他们主张先发制人，消除隐患，严禁鸦片，抵抗侵略。他们中有五个朋友被时人称为“薇园五名士”，龚自珍以才、魏源以学、宗稷辰以文、吴嵩梁以诗，端木国瑚以经术闻名。相同的是他们都主张“经世致用”，都赞同走革新之路。当然，龚自珍对现实要比魏源等人更敏感，对“衰世”的感受也更深，尽管他还不具备世界眼光，不知道别样的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