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湖南新政是整个19世纪末维新运动的重头戏之一。从某些方面看，要比轰轰烈烈的“百日维新”更扎实、更有望推进文明转型。史家张朋园对湖南早期现代化的研究表明，当时所开辟的途径，毫无疑问就是通向现代化之路，而且达到了一定高度。可惜一切努力都在一夜之间生生被折断了。张元济1937年为陈三立写的挽诗中有两句：“湘中新政萌芽日，钩党累累出汉廷。”

一代史家陈寅恪感怀身世，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涌上心头，晚年留下的《寒柳堂记梦未定稿》，其中《戊戌政变与先祖先君之关系》一篇，忆及祖父陈宝箴、父亲陈三立在湖南推动改革、功败垂成的一幕，心头禁不住有无限的感慨：

盖先祖以为中国之大，非一时能悉改变，故欲先以湘省为全国之模楷，至若全国改革，则必以中央政府为领导。当时中央政权实属于那拉后，如那拉后不欲变更旧制，光绪帝既无权力，更激起母子间之冲突，大局遂不可收拾矣。

在《读吴其昌撰梁启超传书后》文中，他说得更清楚，当时参与推动变法的人有两个完全不同的思想源流，不可混为一谈。其中一源以康有为为代表，“治今文公羊之学，附会孔子改制以言变法”。另一源就是从郭嵩焘到他祖父、父亲这些人，“历验世务欲借镜西国以变神州旧法者”。当年英法联军攻进北京，火烧圆明园，他祖父正好在京，在一个酒楼饮酒，目睹火光冲天，拍桌号啕，旁边的人无不为之动容，于是悲愤南归，“其后治军治民，益知中国旧法之不可不变”。以后，在湖南与比他年长十几岁的郭嵩焘相识、结交，极为倾服。郭出使西方，因为推崇西方文明，而被守旧的士大夫视为汉奸国贼，人人欲杀之而后快。陈三立在一篇文章中对郭有过极高的评价：“痛言古今之变，得失之宜，数为夷务策讽议之，时不能用。”见过大世面、有世界眼光的郭评价陈宝箴“倜傥多才略”，在日记中称许“此公见解高出时流万万”。陈氏父子在思想上更接近郭嵩焘、冯桂芬和张之洞，早在1884年，陈宝箴就为冯桂芬倡议变法的著作《校邠庐抗议》撰序（百日维新第三十七天，光绪帝下令将此书印发1000部）。甲午消息传来，陈宝箴痛哭“无以为国矣”，屡次上疏痛陈利害得失。

陈三立一度对康有为五体投地，说“中国有此人，即亡如不亡”。梁启超在《时务报》上的言论让陈三立刮目相看，神往不已，陈宝箴也“以才辩器重启超”。随着变革的展开，陈三立与谭嗣同、张通典等人的分歧日益加深，谭嗣同写给唐才常的信中抱怨陈三立和当初在武昌时“议论明通相反”，“判若两人，尤不可解”。他们的分歧有些是具体事务上的不同看法所致，最根本的还是谭嗣同更接近康有为的急变主张，谭嗣同在《湘报》上赞美过康有为。很明显，陈氏父子不认同康有为的激进态度，希望稳健地渐变，主张起用有经验而稳健的重臣主持变法，陈宝箴向光绪帝推荐杨锐，就是为了下一步推张之洞。在他心目中无所谓新旧，没有新党、旧党之见，只知道要应时势而变。

陈宝箴欣赏康有为的才，不同意康有为的学，尤其不赞成借孔子托故改制，这一点康有为也深知。所以他的挽陈宝箴诗中就有“公笑吾经学，公羊同卖饼”二句。1898年5月27日，对康有为的争议闹得沸沸扬扬时，陈宝箴上《奏厘正学术造就人才折》：“臣闻工部主事康有为之为人，博学多材，盛名几遍天下，誉之者有人，毁之者尤有人。誉之者无不俯首服膺，毁之者甚至痛心切齿，诚有非可以常理论之者。……当此百度维新、力图自强之际，千人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他奏请给康有为降旨，自行销毁《孔子改制考》版本，“既因以正误息争，亦借可知非进德”，对康有为其实含有曲全之意。在附片中他表示自己与康有为素无一面之雅，只是读他的论说，认为是“通达时务，信为有用之才”。可见，陈虽对康的某些思想和冒进主张持不同看法，但在推动变法这一点上仍视为同道，他的奏折主要还是保全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