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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 “开国会以便人民实地练习”——汤寿潜与晚清立宪运动(4)

从龚自珍到司徒雷登 作者:傅国涌


从1906年到1909年,浙江境内修成铁路328.2华里,沿路筑桥144座,平均每里铁路的造价只有13400银元(不计建桥及车辆),当时浙江旅沪学会评价“中国商办铁路,其成效以我浙为最速,其经费以我浙为最省”。这与汤寿潜芒鞋徒步、风尘仆仆、不计劳苦奔走于杭、沪之间,而且不受薪金、不支公费的作风是分不开的。期间,他还创办了浙江高等工业学堂(铁路学堂),为管理大笔集资款,还于1907创立了最早的商业银行之一浙江兴业银行。然而当铁路开工之后,英国银公司不肯废约,通过驻华使馆向清廷施加压力,要求向英方借款,实际上就是将铁路抵押给他们。消息传来,浙江铁路公司于1907年10月发起“浙江国民拒款会”,汤寿潜多次致电军机处抗争,路潮汹涌,清廷一度想动用武力,军队都已集结。为了把他支走,1909年,清廷先后几次任命他为云南按察使、江西提学使,每一次他都再三辞谢,坚持留下修路,到1910年8月他还致电军机处反对盛宣怀为邮传部侍郎。清廷指责他“狂悖已极”,将他革职,不准干预路事。结果引起一场轩然大波,浙江各界、浙江旅居外地的同乡纷纷请愿、集会、抗议,电文雪片般飞向北京,甚至有一个工程师、一个工头以身殉路。一时舆论汹汹,上海《天铎报》《申报》《文汇报》《民呼日报》及各英文报纸纷纷发表评论,连篇累牍地刊载有关报道,浙江咨议局乃至浙江巡抚都出面请求朝廷收回成命。8月25日,当清廷下令严禁上海、浙江、江苏各地为汤寿潜革职而集会,他在两天后只身前往山东,登泰山、谒孔林,放松身心。而杭州商务总会于8月28日、9月5日两次举行集会,9月9日旅沪同乡几千人乘专列到杭州,冒雨前往巡抚衙门请愿,秩序井然。至10月1日杭州还在举行集会声援。汤寿潜为了争路权弹劾大臣,顶撞朝廷,不惜冒杀头危险,因此而成为维护主权、艰苦创业的代名词。

在一波又一波捍卫路权的声浪中,混合着要求速行立宪、召开国会的呼喊。1908年颁布的《结社集会律》,毕竟在法律上确立了老百姓结社集会的权利。

1907年12月,预备立宪公会和宪政公会、政闻社、宪政研究会等团体决定成立“国会期成会”,作为领导全国请愿运动的临时团体,派人到浙、苏、皖、湘、赣、粤、豫等省活动串联。当年12月、1908年1月,张謇、汤寿潜两度和人讨论国会问题,1908年2月,在预备立宪公会一次会员常会上,讨论了创办私立法政大学(即上海政法学院前身)、请求开国会、设立“宣讲研习所”等事项,张、汤等都在会上发表了演说。同年4月,他们决定派代表到北京请愿。6月7日,他们以“预备立宪公会”的名义邀请全国各省的立宪团体,共同赴京请愿,敦促召开国会,7月12日,“国会期成会”正式举行成立大会,目标是速开国会,拉开了晚清国会请愿运动的大幕。浙江的运动就是在汤寿潜直接促动下开展起来的。借助办铁路赢得的社会声望,在推动立宪运动中,他起到了旁人难以起到的作用。这年6月,他在上海电促浙江各团体行动起来,8月10日推出代表,会上通过了由他执笔起草的《代拟浙人国会请愿书》,再次阐述了他的立宪思想,其中指出:“汲汲需开国会以便人民实地练习,得以增长其智力。”他认为,国民程度不是实行立宪、民权的必要前提,而是同一进程的两个方面,可以让人民在实践中提高自己的水平,议员应是“有才能者,有学识者,多额纳税者”,要给予“天下通才参政的机会”。这些思路即便今天读来还能引起我们的共鸣。

这份请愿书由前礼部侍郎朱祖谋领衔,8千人签名,包括了不少旗人,还有500多名天主教徒。8月20日,由三名代表到都察院递,呼吁“国会迅速成立”。此次国会请愿有18省参与,8个立宪团体还有留学生、海外华侨,签名人数可查的达15万人,各省人民集体向朝廷要权利,“极千古未有之奇观”。清廷的回应是查禁“政闻社”,公布“钦定宪法大纲”,宣布九年立宪,一年内各省先成立咨议局,再成立资政院。在接下来的咨议局议员选举中,各地立宪派的代表人物纷纷当选。

1909年3月,汤寿潜在杭州发起“自治筹备处”,受他影响,商业繁荣的湖州南浔小镇也成立了自治局。1910年,在立宪派的推动下,以各省咨议局为中心,接连掀起了几波国会请愿浪潮。先是1909年10月,张謇决定出面联合各省咨议局要求召开国会。11月,汤寿潜在杭州与张謇会面,他同意张的意见。当月28日,他给朝廷上了一份《为国势危迫敬陈存亡大计》,提出治标之策4条:提早开国会、急筹公债、联盟美国以分日本之势、锐意断发以易短便之服。同时有治本之策4条:注重典学,以培植经国的基本;事必独断,要有真正负责任的内阁;统筹财政,以解燃眉之急;议决币制,以定国币之价。1910年,他到广州等地活动,发起集资自办东南铁路,上海《时报》4月25日发表了他在广东向各界呼吁“请开国会”的演讲全文。1910年1月21日,王公大臣在请愿代表见面时,庆亲王向代表问及汤寿潜、张謇对此事的意见如何。各代表回答,汤、张都极力主张。这次对话,上海的《申报》有详细报道。可见他们无论在民间还是在朝廷,都有着不容忽视的分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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