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故后，杭州人张东荪坚持书生议政，试图走出第三条道路，代表了两极对峙的夹缝之中的“中间势力”。时代的洪流浩浩荡荡，已非晚清民初的大势和格局。张东荪构想的民主政治、计划经济蓝图，曾是20世纪40年代后期许多中间知识分子的共识，即中间偏左，与胡适走的路不一样。生死成败转头空，是非功过却不能不认真，也许今天还不到从头细说的时候。

“五四”成就了年轻的胡适，作为新思潮的代表、自由主义的领军人物，他一生以思想、言论、学术影响社会，在他身边聚集了一群学冠中西的优秀知识分子，包括丁文江、傅斯年、梁实秋、徐志摩、王世杰、叶公超、丁西林、蒋廷黻、任鸿隽、陈衡哲等（一度也包括罗隆基、王造时、闻一多等人），他们的思想容或有分歧，但在许多大是大非问题上，在民族前途等问题上他们有着基本的共识，以胡适为中心的这个知识分子集团曾先后通过《努力周报》《现代评论》《新月》《独立评论》以及《大公报》等平台发出他们清醒、理智、独立的声音。（胡绳晚年也承认胡适“始终保持一定的独立”。）胡适反复强调，要在思想文艺上面努力，为新社会造一个基础，1948年冬天离开大陆之前还含泪对司徒雷登说，自己战后回国把精力耗费在《水经注》等考据上，没有尽到应尽的思想言论方面的责任，深为愧疚。

从梁启超到胡适（这中间也包括了许多其他人的努力），晚清、民国当然是个动荡的乱世，却是王纲解纽、思想开放的半个世纪，中华民族获得了空前的解放，在摇摇欲坠的晚清朝廷和民初军阀的刺刀，乃至蒋介石的一党制下，文化思想的多元化进程从来没有停止，其开放程度是我们今天不容易想象的，虽然其中也伴随着杀戮和流血。正因为如此，才产生了梁启超、胡适这些公认的思想领袖。思想领袖只能建立在人们内心的广泛认同之上，和千千万万普通人同命运、共呼吸，他生活在普通人当中，而不是游离在社会之外；他的力量是一种和风细雨，是空气，阳光，润物细无声，潜移默化，而不是雷霆，不是暴风骤雨，不具有任何外在的束缚。他们在权力格局之外对青年、对世道人心产生某种内在的影响，哪怕不能左右时局的变迁，王朝的更迭。

胡适曾在西湖烟霞洞度过一生中“最快乐”的三个月，寂寞的烟霞洞旁边埋葬着一位无政府主义者师复的遗骸，火一样的理想燃尽了师复年轻的生命。师复追求的无政府主义梦和中国固有的古老“桃花源”之梦并不一样，这个梦不是出世的、宁静的，悠然见南山的，而是入世的、灼热的，带着强烈的改造世界的冲动，与胡适信奉的自由主义强调点滴、渐进等原则不同，他寻求一种彻底的解放，一种纯粹的理想境界，他的梦注定了在现实世界中碰得粉碎，他依然无所反顾、毫不犹豫地前行，不怕任何的阻力，宁折不弯，平静地面向死亡。他要以道德的自我完善、整个生命的奉献去为理想殉道。我们可以不认同他的主义，却难以否认他身上的那股子气，那种理想的情怀。当我的目光落在永远年轻的师复身上，我想到了活过100岁的巴金，他们是精神上的同道，我也想到了许多与师复不是同道的早凋者或长寿者。在历史的天平上，生命的长短显得那么无足轻重。无论他们最后选择了怎样不同的道路，在他们身上，我们都能看到一些异质的光，那是来自不同文明的光，一旦汇入我们的心中、汇入我们的梦中，这光也就属于了我们。如果说中国缺乏自由主义的传统，胡适出现了，傅斯年出现了，这就是传统。确实，传统不能以时间的长短来衡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