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个偶像。

--李开复

看到父亲多年来的工作，你就能更好地理解儿子为什么能把那么多智慧和激情投入到学业中去。事实上，父亲对儿子的影响还不只这些。

开复成年以后，试图把对父亲的零星回忆编织起来，发现父亲和自己在一起的时间很少，而且“他非常不爱讲话，只是埋头写他的东西。”

童年的时候，开复每天晚上都会去父亲的书房，看他伏案写作。那个男人个子不算高，寡言少语，平和从容，难得一笑，即使高兴的时候，也只是把一丝淡淡的笑容挂在嘴角上。可是父亲的笔似乎永远也不会停下来，那里面流淌着无穷无尽的智慧和激情。开复还小，看不懂其中奥妙，但却已经感觉到，有一种生生不息的力量在支撑着父亲，这让他好奇极了。

对于大多数孩子来说，父母的影响力通常不是看他们说什么，而是看他们做什么。在开复的心目中，父亲是道德和正义的化身，给他留下经久不褪的烙印。多年以后回想当日情景，他渐渐明白是父亲为他上了宝贵的第一课，给了他第一个人生启示。那并不是父亲的成就，而是父亲的品行。

希腊悲剧诗人索福克勒斯说：“父亲的成就是儿子最大的荣耀；儿子的善行是父亲最大的骄傲。”可是在这个家庭，无论父亲还是儿子，始终把品行当作为人处世的第一要务。很多年以后，开复已成为世人瞩目的计算机科学家，才华出众，但他仍然认为一个人的最重要的素质不是智力，而是品格。有一次他和北京大学副校长陈章良在电视上讨论学生的素质，后者把“人品”排列在“智力”之后，这让他极为震惊，结果导致了一场公开的辩论。他对于人的品格的认真和执著，甚至让电视机前的那些中国学生也有些惊讶。那是因为，他们不了解他的家庭有一份最重要的遗产，它来自他的父亲。

父亲工作的时候相当专注。每天清晨，他总是以一个60多岁的老人所能具有的最快的速度开始工作。他对桌子上的稿纸和资料几近疼爱，堆得越高越是混乱，他就越是兴奋，甚至常常对着桌子说些旁人听不懂的话。每当他写完一本书，长长舒出一口气来，开复就会走过去，偷偷看看父亲写了些什么。有一本书的名字叫《刘少奇传》，另一本叫《林彪评传》，还有《周恩来传》。对一个刚刚上学、又完全没有大陆生活经验的小男孩儿来说，要理解这些东西是困难的。他只觉得父亲脑子里面的世界是那样宽广多彩，无边无际，一直伸向遥远的地方。

他会偷偷地伸手触摸父亲写下的文字。就在那个房间里，他第一次看到爸爸最珍爱的那个条幅，并且认识了上面的字。字是钱穆写的，苍劲而又从容：

有容德乃大，无求品自高。

当年父亲的朋友看了，都说这就是父亲；后来儿子的同事看了，又说这就是儿子。李开复自己说，第一句像他，但第二句的境界，他与父亲比起来还差得远。也许他真的是一半像父亲，一半像自己。可是你无论怎样看待这幅对联的含义，都可以感受到父亲对儿子的影响力。从大历史的角度看，中国年轻人的禀性和思想虽然叫你觉得新奇，其实都是几代人延续和发展的结果。在他们的身上，有着他们父辈的深深的烙印。

当年父亲为官一场，却又厌恶官场风尚。国民党兵败如山倒，政权顷刻瓦解，他离开大陆来到台湾，对政治也已彻底失望。他辞官回家，拼命写作。他是那种少有的出身官场又没有沾染上官场恶习的人，拥有独立的精神，而且坚持在待人接物方面的率真坦然，既不附势，也不媚俗。他热衷于写作是为了表达自己的想法。

那时候台湾海峡两岸势不两立，没有政治往来，没有经济往来，连民间往来也没有。台湾没有大陆的访问团。大陆这一边也是一样，没有台湾游客，没有台湾企业，也没有台湾人的投资者。警察公开监视那些在台湾有亲友的人，说他们有“特务之嫌”。大陆的报纸上总是说“解放台湾”。台湾的报纸上总是说“反攻大陆”，吹嘘“蒋总统”多么英明，或者诅咒大陆是“共匪”。两岸都在自己的孩子中间培养着敌意，但开复的父亲是个例外，他从来不说这样的话，也从来不在儿子面前贬损大陆。事实上，父亲对共产党高层领导人有着很深的了解，晚年陆续写出书籍，几乎全部牵涉共产党的领袖，却从来不肯按照台湾当局的要求把“中共”改成“共匪”。他本性孤傲，从不随波逐流，人云亦云。总是说，做人应该秉公周正，每个国家每个政党每个人都有好的一面和坏的一面。他就是以这样的观点来评价海峡两岸的是是非非。所以他的大部分著作在台湾和大陆都不能容纳，只有香港肯出版。但这些事情都是开复长大之后才能悟出的。至于当时，开复只是在奇怪，父亲为什么只是不停地写作却从来不肯拿去出版？

开复11岁那年，家里多了一个话题，那就是该不该让这孩子到美国读书。当时这个小男孩儿完全不能理解这究竟意味着什么。如果父亲出面阻止，他一定会很乐意地留在父亲身边，但是父亲什么也没有说。父亲从来不肯说出对这个儿子有什么期望，现在只是平静地看着儿子从他身边离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