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上海证券报》报道，最近国内经济学家纷纷出来回击《华尔街日报》关于中国的经济发展是否是以最穷的人的利益为代价的质疑，称该报“断章取义”，并坚持“中国绝大多数人从改革开放受益”。

听了这样的评论我未免有些疑问。我订了《华尔街日报》多少年。众所周知，《华尔街日报》是右派的财经报纸，对华在政治上强硬，但对中国的经济改革一直持相当积极的态度，并坚持弗里德曼式的市场经济理念，反对政府干预经济，削平贫富，主张对中国贸易开放，并在中海油并购美国石油公司、美国对中国的贸易赤字、乃至美国是否应该压人民币升值等一系列具体问题上，基本都站在中国一面。怎么会突然拿出一副民主党的口气来教训中国不管穷人呢？

后来看到《金融时报》的相关报道，才算明白是怎么回事。事情起源于世界银行的一个报告。根据这个报告，从2001年到2003年，中国最贫困的10%的人口，收入降低了2.4%；最富的10%的人口，收入增加了16%。而在同一段时间内，中国经济的年增长率接近10%。报告讲得很清楚，在这段时间内，最穷的十分之一人口收入略有下降，但其他经济地位的人口的收入都有明显增长。翻译成我们经济学家听得懂或者最爱听的话，那就是90%的人口收入有明显增长。人家已经有了这样的结论，我们的经济学家何必用什么“中国绝大多数人从改革开发受益”来反驳呢？谁说绝大多数人没有受益呢？

一些名字也没有的“经济学家”在接受《上海证券报》记者采访时还进一步表示，“把造成中国的低收入人群的原因归为富裕人群更富裕，在某种程度上有‘断章取义’之嫌”。但看看前面世界银行的报告，人家只是把数据摆出来，说最富的10%的收入提高了16%，最穷的10%收入降低了2.4%，并没有“把造成中国的低收入人群的原因归为富裕人群更富裕”，反而好像是我们的经济学家自己在那里对号入座。

经济学家应该善于发现现实中的问题，而不要无条件地当现实的辩护律师。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就举世公认，我们应该有足够的自信来面对发展中的问题和外界的批评。世界银行的报告，无疑对中国社会具有良好的警示作用。第一，一般而言，当经济发展良好时，社会对穷人更好些。比如政府有财政盈余，舍得花钱；富人钱包鼓了，捐赠也痛快。第二，中国的经济技术含量不高，严重依赖低薪阶层的简单体力劳动。当一个经济的简单体力劳动的含量高，高技术的含量低时，穷人的机会应该比较多。但是，在这么有利的条件下，为什么政府和富裕阶层没有为穷人提供足够的福利？为什么急剧扩张的制造业没有给最穷的10%的人口提供基本的机会？中国的人均收入，远比美国和俄罗斯低，但根据基尼系数，贫富差距已经比这两个国家大。这些难道还不值得我们思考吗？

“一些专家”或经济学家无视这些问题，甚至临时换专业，以历史学家的口气狡辩说，“从大历史的进程观察，任何国家或地区在经济快速发展的时期，都要经历一个‘受益不均’的阶段，比如英国工业革命中的‘羊吃人’现象、欧州国家早年对非洲的殖民掠夺等等，都是明显的例证。”言下之意，就是在当今的中国也可以“羊吃人”，也可以进行“掠夺”。这等于用十八、十九世纪的道德标准，来规范二十一世纪的社会。这些专家怎么不看看：日本战后的经济起飞，缩小而不是扩大了贫富差距。抢银行可以致富，当金融专家也可以致富。我们的经济学家，在教唆人们走哪条路？

贫富不均，对中国不仅是个政治挑战，也是个经济挑战。主流经济学家面对这种问题，总是会出来说：要让市场解决问题，要先把饼做大，然后大家都有吃的。他们回避的问题是：一个贫富严重不均的社会，饼不可能做大。市场经济的祖师爷亚当·斯密在十八世纪就对中国经济作出了这样的诊断。就是被当今的主流经济学家奉为市场经济的教主的弗里德曼，也提出过负进所得税的构想。按照这一构想，穷人可以合法地从国家那里领钱。亚当·斯密也好，弗里德曼也好，他们鼓吹市场秩序，就是追求充分的竞争。财富过分集中，自然形成了垄断，还怎么充分竞争？

二百多年前，中国是世界第一大经济体，是财富的中心。但亚当·斯密预言，中国已经富到头了，不可能再有潜力发展。理由一是缺乏自由贸易，一是穷人毫无保障，富人有太多保障。对弱者的态度，检验着一个社会的道德底线。而这一道德底线，也是健康的市场经济的基础。面临历史上最佳发展机会的中国，不要在这方面再不及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