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迷于古雅典,塑造了我的价值观念。这种学习主要是自学。不过,现在我成了以历史为职业的教书匠,专攻中国史。如果在这方面要追溯到大学四年对我影响最大的人,那还是张广达先生。他那时还不满50,正好是我现在的年龄,其貌不扬,说话似乎也不那么利落。不过一讲隋唐史,就让人亢奋起来。想想看,那是1980、1981年。一般大学里讲课不上来给你马列一场就不错了。
他则十分精要地综合各家,把陈寅恪、内藤湖南、宫崎市定、伯希和等各家的观点逐一介绍,讲唐史分析周围民族的互动,特别是中亚政治贸易的发展,把中国史放在世界史的背景中展示。这对于我们这些只知道从农民起义分析历史动力的人来说,是不折不扣的历史意识的地震。听完他的课,你恨不得一头扎进图书馆,把他提到的各家都找出来自己看看。他是个右派,掌握多种语言,被压制多年不能搞专业,反而不受当时意识形态的限制,能关在图书馆读书。所以“文革”结束后他的知识结构是最领先的。他本来研究中世的中西关系,但对所谓海外中国学研究,在当时恐怕也是最通的。
张先生被恢复教学权利后刚上讲台,精力无限。我向一位同学推荐他时,对方说:“我知道你讲的是谁。是不是那个总推着自行车在马路边上和别人说话的?”不错,你下课问张先生一个问题,他先是拿着黑板擦儿站在讲台边和你谈,等下堂课的师生进来,他就不得不走出教室,走到自己的自行车处,打开锁,推着自行车边走边谈,最后干脆站在大家要分手的十字路口,一讲就是半个多小时,也不管认识不认识你。这成了当时北大的一景。我当时问他,在转到历史系不可能的情况下,想学历史怎么办。他毫不犹豫地说:“读《通鉴》,一遍不够读两遍。”接下来就是一通关于司马光的长篇大论。可惜我三分钟热气,《通鉴》一本也没有看下来。
毕业几年后,我有机会去访问他。那时我当记者,采访了不少知名的学者。其中对杜维明关于儒学现代性的采访,对邹谠关于政治文化的采访,都相当有影响,我自然也乐在其中,有些飘飘然。找张先生,目的也是采访。他当然来者不拒,滔滔不绝地讲了一大通。但造访结束临出门时,他突然对我说:“你虽然年轻,但每天这么跑来跑去,可要意识到别人都在进步。你不动就落后了。还是要读《通鉴》呀!”我这才明白,几年前我在北大马路边问他学历史的问题,他至今还记得!我本觉得,他那时在马路边推着辆车,和谁谈起来都没完,不可能记得我了。可是,他不仅记得我这个人,而且连我问的问题似乎也记得。在他看来,几年下来,我是光说不练,站着不动,所以才有这样一番委婉的告诫。这样的老师,不知道在当今的北大是否还存在。
我动真格的读书,还是在1989年。那年夏天,我立志学英语,日后到美国求学,于是把自己关在屋子里,和外界不太交往。可惜学英语天分太差,考托福第一次590,第二次竟得了580,600分死活过不去。幸好后来妻子赴耶鲁读博士,我跟着借光,从以学生家属的资格旁听开始,再读东亚研究的硕士,最后到历史系读博士。一天在校园里骑车,看见一个中国人走路,两人对视,一下子全停了下来。天呀,是张先生!他也记得我!一晃十多年了。久别寒暄,才知道他也是1989年后就出国游学。先是在欧洲,成为获得法兰西学院国际讲座教授的第一位亚洲人。这个职位是法国文化界的最高荣誉之一,凭工作证件可以免费出入各大博物馆,甚至还可以带客人进去。据说此职位刚设立,第一年请的是戈尔巴乔夫;老戈不来,就请了个研究东欧的学者;第三年请到了张先生头上。我们都知道张先生懂得多门外语,但法语他在大学仅学了一年,后来就没有再动。几十年后荣任此职,每周用法文讲课,竟顶了下来,人没有讲少一个。以后他又不停走访世界名校。刚到美国来后,英文明显讲不利落,在一个聚会上碰到我的导师史景迁先生,两人还只能用法语交流。可是没有几个月,英语就十分流畅。周围的教授提起来,都说他英文实在很好。他至少能够用流利的法文、英文和俄文讲课。这在搞“国学”的学者中,有谁还有这个本事?在耶鲁期间,他还坚持学梵文。即使在耶鲁,这种文字的课也就两三个人上,还有位年轻的学生半途放弃。张先生则一直学下来。他到此时可已经是快70的人了。
顺便还说一下,我36岁开始学日文,功夫花了不少,成果则不足观,于是频频向他抱怨自己阅读还是不行,问他如何。他叹口气说,日文不好是他一个最大的遗憾。日本人学问实在很好,人家要找你商榷起来,还真让人紧张,所幸日本人挑战他的好像至今还没有。(我还听过一位师妹告诉我,国内老一辈的一位权威,一次学术会议上让日本学者猛商榷了一下,下场后把自己关在旅馆房间里直哭。)张先生解释说,日文不好的最大原因还在于自己的民族感情。日本人打进来时,他还在北京的中小学读书。他觉得日文是占领者的语言,心理抵触情绪很大,不愿意好好学。不过,当时看日本人,感情其实也很复杂。比如,日本军队刚开进来,第二年书店就跟进来了。而日本的书店和过去中国的书店不一样,是开架的,井然有序,你可以在那里阅读。几十年后访日,他对日本大学里的同事的敬业精神也很感叹。比如有位日本同事,每天在办公室从早八点干到晚八点,纹丝不动,几十年如一日。日本人一起读会要,老师领着解读到某页时去世了,继承他的徒弟就从那页开始接着带着大家读,多少代下来,就有了传统。人家的学派可不是拍拍脑袋说几句猛话就创造出来的。这么积累的学问你怎么可以小看呢?听张先生这么一说,我对日文就更不敢怠慢了。有一次拿本日文书问他,他用手指跟着竖行字飞快地读下去,随口把中文意思说出来。我马上说:“张先生,您这叫日文不好吗?”他笑笑:“唬人而已,你程度还浅。”
张先生来过耶鲁几次。最后一次来时,头几天没有找到房子,正巧我妻子到日本做研究还没有回来,我就请他在我家委屈几天。当时还有一位武汉大学的徐少华先生,也是刚来正在找房子,我索性也把他请来。我们三人,戏称三个单身汉,过起大学宿舍的生活。我和徐先生一直好奇想看看张先生做学问的神通到底在哪里,这次算是有近观的机会了。每天早晨我们两人起床时,都看到张先生已经端坐在书桌前读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