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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才教育可能吗?

北大批判 作者:薛涌


还是继续上节的话题。我读大学时期怀抱着通才教育理念。对我来说,本科教育的第一使命是人格的完成,而非具体技能的培养。人要首先成为人,而不是个专业工具。当时中国还非常闭塞,很少有外面的东西可以参照,我更不知道所谓“well-rounded person”(饱满的人或全面发展的人)这样的说法。达到这样的理念,自然经历了长期的独立思考。从今天的角度回顾,当时的这些理念,和现在我所了解的西方大学的主流教育理念也颇为相合。为此,我还是很自豪的。不过,把这种理念运用在自己身上,则会产生种种问题。

通才教育并非兴之所致地读书,自由之上还必须有一个架构。在美国的大学,一般选专业到了三年级也不晚,而且选了还可以换,确实非常灵活。不过,这种教育还是有严格的要求的。在大部分大学,选课也不能乱选。比如文科的学生必须修一定的理科课程,理科则需要修基本的文科课程。外语上也有相当的要求。哈佛的本科生核心课程的改革,在几年前就被前校长萨默斯当作最重要的议事日程之一,但到他辞职时仍无结果,现在虽然已经经过了许多教授和学生代表的审核,仍没有达成共识。可见自由的框架是多么难建立。

20世纪80年代的北大,和当时中国大学的普遍情况差不多。大学恢复高考招生不久,教授们陆续恢复正常教学。但是,什么是正常教学呢?实际上就是“文革”前受苏联影响的那一套。也就是说,20世纪80年代的教学用的是20世纪60年代的框架;只不过一些“思想解放”的老师,试图在这些旧框架中装一些新内容而已。特别是“文革”刚过,老师们都觉得自己在专业上“被耽误了十年”,一恢复正常就更强调专业了。所谓通才教育,根本不可能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大家最多说一说交叉学科的优势。我基本上是“文革”中上的中小学,上了高中后才算是开始用功读书。而那时候的读书,与其说是求知,不如说是准备高考。这样进了大学,很少有先期的教育准备。在这种情况下能自己意识到专业教育的缺失,立志用大学来追求个人的自我实现,按说已经不容易了。可是,具体怎么往前走?我毕竟是个20岁上下无甚学养和经验的青年,需要过来人指导。可惜能够提供这种指导的老师,当时是很难找到的。

另外,当时的文科教育非常意识形态化。北大在文史方面有些老底子,中文系、历史系的古典训练,还是实实在在的学问。但社会科学几乎不存在。哲学、经济学、法律等,都镶嵌在“文革”前的社会和教育结构中,和政治课差别不大。政治学、社会学等还未建立。这些学科的许多教授,除了政治教条外,没有什么靠得住的知识。如果追求通才教育、跨出专业选课,可选的东西实际上非常之少。用鲁迅的话来说,我反叛了专业教育,却遇到“娜拉走了以后怎么办”的问题。

除了一个大的架构和内容外,通才教育还必须有具体的手段。其中一个核心就是师生互动的讨论班,多元性的观点的撞击。比如美国大学招生,追求各种阶层、种族、文化、国家的学生的融合,上课也是各专业的人都有;因为选课也不受年级的限制,一般的课常常是四个年级的学生,甚至研究生聚集一堂。这样,大家看问题的角度各有不同,阅历不同,术业亦有专攻,讨论起来兴味盎然。再有,美国大学生上课除了讨论外还有两大件:课堂报告(presentation),学期读书报告或论文。两者强调的都是表达,要让学生发出自己的声音。可惜,我们那时在北大上课,文学专业的学生最多和汉语专业一起上些系内的公共课,如古代汉语;偶尔也和外系同学一起上几节政治课,好像是大家一起集会。年级之间的界线更是森严,很少有不同年级的学生坐在一起的事情,除非是讲座和非常少的几门选修课。即使像张广达先生的课,也是阶梯教室爆满,面对五六十人,也只好满堂灌地讲大课了。课堂提问是非常罕见的,更不用说是讨论、辩驳了。同学的自我表达能力也相对比较低。记得有一次有位台湾出身的外籍教授来做讲座。他虽然通场都用中文,但带来了外面的习惯,要留时间回答问题。一位同学站起来提问,因为过度紧张,竟说不出个完整的句子,乃至谁也没有搞清楚他究竟想问什么。可见我们在这方面的训练是多么欠缺。

也正是因为如此,我特别要为大学生涯感谢我的几位室友。那时六个人一间宿舍,非常拥挤。学生生活也很单纯,没有什么校外活动。宿舍就是生活和学习的中心。我们六个人,32岁的老吴来自上海,下过农村,属于老反革命,给了我许多人生的教训;28岁的“二老吴”来自广州,口口声声“我们广州人把广东以北的人都叫北方人”,今天看来令人不可思议的是,他又听古典音乐,又听邓丽君,学过许多年油画,是班里西方艺术史的权威,还曾经“乘机离开北京”(就是乘飞机回过一次广州。那时坐飞机实在是不可想象的。我们把新闻中报道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国访问时用的千篇一律的话“乘机离开北京”来开他的玩笑),是很洋派的;剩下三个基本同龄,其中高远东来自山西城乡之间(好像他父亲属于城里的户口,母亲是农村户口),王达敏来自河南农村,郭东胜来自内蒙,我则来自北京,可以说是五湖四海,比起现在北京人主宰校园的景象也许略有不同,虽然当时北京学生的比例还是太高。因为背景、年龄、经历不同,大家聊起来就比较有意思,互相能学到的东西也很多。当时上课没有讨论班,但在宿舍几乎每天都开“讨论班”,特别是晚上9点半下了自习到11点熄灯那段时间,宿舍里异常兴奋。记得有一次大家晚上本来该出去自习或者在宿舍看书,但因聊得投机而欲罢不能,一直聊到9点。我表示我们是否浪费了太多学习的时间,高远东则说这样聊聊实在难得。他本来就比我用功,学得也好。既然他都觉得聊天好,我心里就更踏实了。只可惜,我们六个人全是文学专业的,天天上同样的课,在学术上所谈的内容就未免狭隘了一些。

在这样的环境下,自己单枪匹马地追求通才教育自然会有营养不良的危机。当然,摆脱了系里的专业课程自己去闯,总是比在系里当个乖学生要好。我一逃课,系里一些课的成绩就有所下降。不过我振振有词,称“一个全优的学生,充其量不过是一个对自己所受的教育毫无反省的学生”。这话看上去很酷,多少有些给自己壮胆的味道。把系里的要求不放在眼里没有关系,问题是到外系听课能有目标,能够努力学到东西。可惜,那时自己实在太年轻,性格不成熟。比如,自己当时非常理解文科学生要学理科课程的道理,曾经制定了学习高等数学的目标。我读高中时,班里的数学老师非常喜欢我,高考时我数学考了80,而许多上了重点的文科生数学都不及格。按说能力还是有的。但是,制定这个目标时已经是大二,数学彻底放下了两年。况且重新捡起来,也要旁听理科的公共课(肯定不能去数学系听,那里水平太高了)。按说,这时学校如果有教学咨询,我可以得到些帮助。但那时学校根本没有这些服务。我自己坚持这一目标也不够坚决,最后不了了之。现在回想,没有大学的数学训练,对我日后的事业有相当大的影响。另外,对历史我也没有全力深造,听的专业课不够多,除了和张广达教授课后聊了一两次外,和历史系教授基本没有过接触。最糟糕的是我不好好学英语。出了大学,实际上在英语上是个文盲。关于这一点,就得另文再述了。

提到这些旧事,是想指出当年在北大追求通才教育的目标是多么困难。如今四分之一世纪已经过去,北大号称要成为“世界一流大学”。平心而论,各方面的条件也确实比过去好许多。比如社会科学各系的教授多少有一定的阵容,主流不是靠背政治教条吃饭。一个有我当年那样想法的学生,如今跨系旁听也好,选课也好,内容就丰富多了。但是,通才教育是否已经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核心课程的框架又应当是什么样子?讨论班在教学中的比重是多少?北大如果不辜负其学子,在这方面就必须有所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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