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望无际的森森树木，莽莽野草，蜿蜒起伏的山岭，东北林子，以它的深远和广袤著称。只有到了那儿，你才能体会到滴水成冰的寒冷，和经久不化皑皑积雪的壮观，真可谓是雪岭冰峰，绵亘千里。
20世纪70年代，我们频繁下部队演出。在大小兴安岭的森林里，在茫茫白雪中，时时见到一个个手持步枪、裹着绿色的棉衣棉裤皮大衣皮帽子披着白色披风的战士，远远望去就像一棵棵挺立的白桦树……
26年间，由于经常下连队慰问演出，东北几千公里的边防线我几乎都走遍了。更有趣的是，当时我们这些老兵几乎可以从中国和蒙古、苏联及朝鲜当时的边境状况，看出他们与我们之间的微妙关系。
我第一次下边防是中朝边界。那是20世纪70年代初。
中朝边境主要是由三段组成：图们江、鸭绿江，以及图们江和鸭绿江中间陆路交界的地带。
到了江边，感受到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情绪。边防线可谓戒备森严，在我们这边相对宽松，在他们那边，绝少见百姓在江边溜达，偶尔看到的却是一队队巡逻兵。
双方实际处于一种战备状态。这与当时中苏对峙，原“社会主义阵营”国家之间的“变数”也不无关系。
当然，随着国际形势不断变化，中朝之间的关系也会随之而变化。如1970年4月5日周总理访朝，与金日成首相握手言欢；当时，有一部朝鲜纪录片《中国人民的友好使者》在国内放映，就反映了那个美好的时刻。1971年10月25日，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恢复了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朝鲜投了中国一票），这里便感受到了一种松动，在边境线也能见到朝鲜的老百姓了。
1970年5月，我刚从基层调上来不久，在吉林省军区宣传队主演一部话剧《一秒也等不得》，在剧中我饰男主角，一个边防团真名实姓的模范人物--王大彪。剧情大意是说王大彪为了加强战备，一秒也等不得，只争朝夕刻苦训练的故事。
我原以为这是取材自中苏边境的真人真事，后来才得知这王大彪乃驻守在中朝边境的边防团的一位班长。
该剧演了没几场便收摊儿了，原因自然是周总理访问了朝鲜。
当年出国的机会绝无仅有，尤其对军人而言。于是能到边境线上走走看看，便是难得的机会了。记得不知有多少次，我们曾在双方边防部队视线以外，扶着界碑摄影留念，顺便绕着界碑走上一两圈，权当过了一把“出国瘾”。
说实话，那个年月，苏联和朝鲜边境城市的建筑都比我们强得多。比如在图们江边，我方一侧是长白县，对面是朝鲜的惠山城。那一排排高耸的楼房，就像十几年后我们北京“前三门”的现代建筑（那是中国改革开放之初最高档的民居）一样。远远地还能看见城市街道上，有一队队穿着非常整齐的制服的队伍走过。开始我们以为是士兵，但拿望远镜仔细看，是朝鲜的学生，穿着统一的校服，手里拿的是那种学生用的塑料板。可一到晚上，他们那些漂亮的楼房许多却都不亮灯，再问一些到过彼岸的朝鲜族老乡，方知对方电力缺乏。
也有早年过去再也休想回来的。我记得在防川一线，图们江对岸的一大片菜地里就曾看见过两个人，从衣着看就知不是朝鲜人。
远远地，我朝他们喊：“哎，你们好吗？”
没想到，对方竟听懂了，还冲我招手回答：“你们好吗？”
说话还带着明显的山东口音。
细一问，那俩人果然来自山东。记得他们好像是日照县的，二战前由海路到了朝鲜半岛南部，又辗转去了北方。不料1948年夏天，朝鲜半岛一分为二，再加上随之而来的战争，山东老乡就随着冷战的形势沉浮。这两位山东同胞虽然是种菜的普通农民，却也算华侨，也许还是“朝籍华人”，从此也就定居在异国他乡，难返故里了。
按照以上说的同样的“出国”方式，我当年也算到过苏联。
中苏边境有7000多公里，东北占了大部分。这里同样见证了两国关系的变迁：从两国结盟友好，到1956年苏共二十大后开始出现分歧，再到20世纪60年代两国关系彻底破裂--至今，那“一评苏共中央公开信”，紧接着“二评”“三评”，直到“九评”仍犹响于耳。同时我也知道了两个响亮的名字：葛兰与夏青。在播送“九评”时，他们那铿锵有力的声音曾鼓舞了多少中国人，尽管当时我们缺衣少食。
到了我国“文革”开始，对外亮出反对“帝修反”的旗帜，连苏联驻华使馆所在的北京东城的扬威路也改成“反修路”时，中苏已将对方视若仇敌，边境线上剑拔弩张。终于在1969年3月，冰封雪冻的乌苏里江上的一个小岛上，爆发了一场震惊中外的战争，即珍宝岛之战。
我有幸两次登上这座明显处于主航道中心线我方一侧的岛屿--苏方是侵略者无疑。当然，那都是我方重新夺回“珍宝”之后的事了。更何况，70年代初中苏关系又发生了微妙变化：
1969年9月11日，周恩来总理与苏联总理柯西金在北京机场会面；10月20日，中苏副外长就边界问题在北京开始谈判，这是自两国关系破裂后的第一次高层接触。
中苏关系又有缓和的趋势，否则，哪有我们登岛的份儿？
那些年，中苏边境线我去得最多。我们演出队一到黑龙江或乌苏里江边，就爱爬到大架子上。所谓大架子，就是为监视敌方沿边界搭起的高高的瞭望塔，顶上有个小木屋。那上面通常站着一个或两个哨兵，用40倍的望远镜眺望对方，而经常看到的是苏联哨兵也在用望远镜看着我们。
20世纪70年代，我们频繁下部队演出。在大小兴安岭的森林里，在茫茫白雪中，时时见到一个个手持步枪、裹着绿色的棉衣棉裤皮大衣皮帽子披着白色披风的战士，远远望去就像一棵棵挺立的白桦树……
26年间，由于经常下连队慰问演出，东北几千公里的边防线我几乎都走遍了。更有趣的是，当时我们这些老兵几乎可以从中国和蒙古、苏联及朝鲜当时的边境状况，看出他们与我们之间的微妙关系。
我第一次下边防是中朝边界。那是20世纪70年代初。
中朝边境主要是由三段组成：图们江、鸭绿江，以及图们江和鸭绿江中间陆路交界的地带。
到了江边，感受到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情绪。边防线可谓戒备森严，在我们这边相对宽松，在他们那边，绝少见百姓在江边溜达，偶尔看到的却是一队队巡逻兵。
双方实际处于一种战备状态。这与当时中苏对峙，原“社会主义阵营”国家之间的“变数”也不无关系。
当然，随着国际形势不断变化，中朝之间的关系也会随之而变化。如1970年4月5日周总理访朝，与金日成首相握手言欢；当时，有一部朝鲜纪录片《中国人民的友好使者》在国内放映，就反映了那个美好的时刻。1971年10月25日，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恢复了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朝鲜投了中国一票），这里便感受到了一种松动，在边境线也能见到朝鲜的老百姓了。
1970年5月，我刚从基层调上来不久，在吉林省军区宣传队主演一部话剧《一秒也等不得》，在剧中我饰男主角，一个边防团真名实姓的模范人物--王大彪。剧情大意是说王大彪为了加强战备，一秒也等不得，只争朝夕刻苦训练的故事。
我原以为这是取材自中苏边境的真人真事，后来才得知这王大彪乃驻守在中朝边境的边防团的一位班长。
该剧演了没几场便收摊儿了，原因自然是周总理访问了朝鲜。
当年出国的机会绝无仅有，尤其对军人而言。于是能到边境线上走走看看，便是难得的机会了。记得不知有多少次，我们曾在双方边防部队视线以外，扶着界碑摄影留念，顺便绕着界碑走上一两圈，权当过了一把“出国瘾”。
说实话，那个年月，苏联和朝鲜边境城市的建筑都比我们强得多。比如在图们江边，我方一侧是长白县，对面是朝鲜的惠山城。那一排排高耸的楼房，就像十几年后我们北京“前三门”的现代建筑（那是中国改革开放之初最高档的民居）一样。远远地还能看见城市街道上，有一队队穿着非常整齐的制服的队伍走过。开始我们以为是士兵，但拿望远镜仔细看，是朝鲜的学生，穿着统一的校服，手里拿的是那种学生用的塑料板。可一到晚上，他们那些漂亮的楼房许多却都不亮灯，再问一些到过彼岸的朝鲜族老乡，方知对方电力缺乏。
也有早年过去再也休想回来的。我记得在防川一线，图们江对岸的一大片菜地里就曾看见过两个人，从衣着看就知不是朝鲜人。
远远地，我朝他们喊：“哎，你们好吗？”
没想到，对方竟听懂了，还冲我招手回答：“你们好吗？”
说话还带着明显的山东口音。
细一问，那俩人果然来自山东。记得他们好像是日照县的，二战前由海路到了朝鲜半岛南部，又辗转去了北方。不料1948年夏天，朝鲜半岛一分为二，再加上随之而来的战争，山东老乡就随着冷战的形势沉浮。这两位山东同胞虽然是种菜的普通农民，却也算华侨，也许还是“朝籍华人”，从此也就定居在异国他乡，难返故里了。
按照以上说的同样的“出国”方式，我当年也算到过苏联。
中苏边境有7000多公里，东北占了大部分。这里同样见证了两国关系的变迁：从两国结盟友好，到1956年苏共二十大后开始出现分歧，再到20世纪60年代两国关系彻底破裂--至今，那“一评苏共中央公开信”，紧接着“二评”“三评”，直到“九评”仍犹响于耳。同时我也知道了两个响亮的名字：葛兰与夏青。在播送“九评”时，他们那铿锵有力的声音曾鼓舞了多少中国人，尽管当时我们缺衣少食。
到了我国“文革”开始，对外亮出反对“帝修反”的旗帜，连苏联驻华使馆所在的北京东城的扬威路也改成“反修路”时，中苏已将对方视若仇敌，边境线上剑拔弩张。终于在1969年3月，冰封雪冻的乌苏里江上的一个小岛上，爆发了一场震惊中外的战争，即珍宝岛之战。
我有幸两次登上这座明显处于主航道中心线我方一侧的岛屿--苏方是侵略者无疑。当然，那都是我方重新夺回“珍宝”之后的事了。更何况，70年代初中苏关系又发生了微妙变化：
1969年9月11日，周恩来总理与苏联总理柯西金在北京机场会面；10月20日，中苏副外长就边界问题在北京开始谈判，这是自两国关系破裂后的第一次高层接触。
中苏关系又有缓和的趋势，否则，哪有我们登岛的份儿？
那些年，中苏边境线我去得最多。我们演出队一到黑龙江或乌苏里江边，就爱爬到大架子上。所谓大架子，就是为监视敌方沿边界搭起的高高的瞭望塔，顶上有个小木屋。那上面通常站着一个或两个哨兵，用40倍的望远镜眺望对方，而经常看到的是苏联哨兵也在用望远镜看着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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