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市内桥湾，这里住着一家三口的普通居民，男的叫刘老大，50来岁，为人忠厚老实，言语不多，整天只会拉着板车默默干活，赚钱养家；女的刘王氏，40多岁，勤劳节俭，起早摸黑操持着家务；儿子刘阿毛，19岁，也是个勤劳、忠厚的好青年，每天早出晚归，靠拉黄包车为生。这家三口虽然生活贫困，却夫妻恩爱，儿子孝顺，粗菜淡饭过得倒也和谐、幸福。刘王氏虽然性格内向，言语不多，却把家调理得十分顺当，还千方百计省吃俭用积攒着钱为19岁的阿毛订了一门亲事。按照这个小家庭的美满计划，民国二十六年阴历年间，是要为儿子把媳妇接回来的。

然而，法西斯的铁蹄踏碎了他们的美梦。就在他们美好的心愿快要实现之时，日本侵略者的军队杀气腾腾地攻进了南京城。12月13日，日军中岛今朝吾十六师团的几个士兵，凶神恶煞地闯到了刘老大的家门。仓皇中的刘老大急忙藏好自己的老婆和儿子，然后战战兢兢地打开了大门。端着步枪的日军士兵嘴里哇里哇啦地嚷叫着，冲进门来到处乱搜，躲在床底下的刘阿毛很快就被日军拖了出来。

几个日本士兵围着两个中国平民百姓，不停地吼叫和比画着，看看对方没有反应，一个日本士兵猛地上前一步，一把扯开了刘老大肩上的衣服，然后用手摸了摸刘老大右边的肩膀，当他摸到刘老大肩上那板车工人的职业硬趼时，就像触了电似的，猛地退后一步，端起刺刀连声吼叫着：“中国兵的大大的有！”随后日本士兵把注意力转向刘阿毛，摸了肩膀之后又看双手。刘阿毛虽然只19岁，可已经拉了两年黄包车，手上自然磨起了硬趼，于是他也理所当然地成了“中国兵”。几个日本士兵押着他们搜查到的“敌人”，神气十足地走出了刘老大的家门。

离去的时候，刘老大知道自己此去凶多吉少，因此很想再看一眼他的老婆。他叫她阿花，她是童养媳，他们在一起生活了四十多年。阿花抱来的时候没有名字，大家都叫她毛妹，长大以后刘老大不喜欢这个叫法，就按中国人的习惯叫她“花”了，什么花呢？他觉得她什么花都像，干脆就就叫她阿花吧。但他又极不情愿阿花这个时候出来，因为他知道，如果阿花现在出来，将会遭到比他更惨的下场。他就是怀着这种极端矛盾、痛苦的心情离去的。跨出家门的时候，他仍是情不自禁地回头望了一眼，心里暗自想着：阿花，要是我回不来，你要好好照顾自己！

屋子里已经寂无人息了，半晌，王阿花才敢从她躲藏的柴堆里悄悄爬出来。她悄悄地摸到墙边，偷偷窥着堂屋里，确认已经没有日军的影子了，这才赶紧上前关好大门，然后发疯似的冲进儿子的房里、自己的房里、后院里、茅房里……到处寻找丈夫和儿子。她焦急，她害怕，她想呼喊又不敢呼喊，好几次她冲到门边，想打开大门出外寻找，听到外面的枪声和惨叫声，又吓得缩了回来。在这兵荒马乱、杀人如麻的时候，她一个妇道人家独自出门找人，岂不是送肉上门吗？

屋子里乱糟糟的，东西被翻得到处都是，坛坛罐罐打了一地，她也无心收捡，一个人坐在床沿边，不吃不喝，焦急地流着眼泪。中午的时候，她忽然想到，要是丈夫和儿子回来，肚子一定会饿的，于是急忙来到厨房，悄悄弄好午饭，然后又回到堂屋里等候着。好几次风吹门响，她以为丈夫、儿子回来了，急忙跑去开门，却又空无一人，看到巷子里横七竖八躺着的几具尸体，吓得又赶紧缩了回来。

第二天傍晚，她再也按捺不住了，心想这时鬼子兵都回营房了，出去该不会有事吧？于是麻着胆子走出家门，去寻找她的丈夫和儿子。她小心翼翼地在巷子里拐来拐去，偏偏冤家路窄，迎面碰上了几个鬼子兵，想躲也来不及了。鬼子兵见是一名中国妇女，如获至宝，急忙抓住拖着就走。阿花拼命挣扎着，又哭又骂，但一个弱女子又有何用？日本兵把她拖到砂珠巷小学，按倒在课桌上，在这个人类传道、授业、解惑的神圣而庄严的处所，干起了人类最卑鄙无耻的勾当。中岛部队一个排的士兵，酒足饭饱之后，轮流上阵，扑向课桌，肆意蹂躏着这位善良的中国妇女。阿花先是拼命挣扎哭骂着，后来变成了痛苦的呻吟，最后渐渐失去了知觉……

第二天黎明，阿花从昏迷中醒过来，首先刺激她醒来的是手中紧紧攥着的一串钥匙。她猛然坐起，摊开手掌，仔细端详着手中的钥匙，渐渐地记起，她是锁了门出来的，出来是为了寻找丈夫和儿子。可现在丈夫在哪里？儿子在哪里？他们已经两天两夜没有归家了啊，她茫然四顾，然后焦急地奔出了教室。她忘记了自己是赤身裸体，披头散发，忘记了饥饿和寒冷，在熹微的晨光中一边奔走，一边痛苦地呼号：“阿毛，回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