嬴师隰自即位以来，对一件事情始终不能释怀，一个沉甸甸的名字总是压在心头。他想：“西河，从秦穆公以来就是老秦人的土地，你们姓魏的凭什么占着不放手。凭实力，还是凭你们长得好看？吴起跳槽了，李悝、翟璜、田文、魏成这些人物早已远去。魏国还有谁，魏武卒是么？我一定会用实际行动证明魏武卒不是天下无敌的，只可惜魏老大你看不到那一天了。”

嬴师隰没有忘记自己离开魏国时说过的话，有魏武侯在，他不与魏国为敌。现在要做的只有等，然后继续改革。

秦国在公元前408年才实行相当于鲁国“初税亩”性质的“初租禾”，就是在法律上承认了土地占有者对所占土地拥有所有权，使大批占有私垦田地的地主和自耕农成为土地的合法主人。这项制度集中在东部实行，在西部则受到奴隶主贵族的强烈抵制，嬴师隰也不强制奴隶主贵族改变原有的生产方式，所以在很长时间，秦国大概实行的都是“一国两制”。

新的生产方式需要时间的考验，才能体现它的价值。奴隶们渐渐发现，在东边给地主干活，明显要比在西边给奴隶主干活受到的剥削要轻很多，而且还拥有一定的自由，人身不会受到伤害，甚至还可以拥有自己的财产。趋利避害是人的本性，时间一长，大批的奴隶开始向东方靠拢。由于大批奴隶流失，奴隶主的利益受到损失，他们找到东边来，要求地主把奴隶放回去，地主当然不会同意，由此产生了大量纠纷。

长期以来，奴隶主都掌握着一定的国家政权和军队，斗争的最开始，吃亏的总是新兴的地主阶级。还好国君是站在地主这一边的，秦献公从地主中提拔一些有才能的人担任国家大臣，给他们权力，允许地主和自耕农从军，他们荣立军功后可以获取爵位。这些改革措施被称为献公新政。

由于贵族奴隶主的权力过于强大，秦献公的改革只能这样改一半，留一半，毕竟他自己也是凭借这些人的实力才当上国君的，要说变法，谈何容易。谭嗣同不肯逃跑时是怎么说的，古今中外，哪一次变法没有流血牺牲？

秦献公六年，把边疆的一些地方改为县制，派出职业官吏管理。

秦献公七年，秦国初行为市，开始对工商业进行规范管理，抽取营业税。

秦献公十年，秦为户籍相伍，把五户人家编为一伍，农忙时互相帮助，农闲时进行军事训练。如果有人犯法，实行连坐。因而人人自危，互相监督，秦国的社会治安明显好转。

秦献公像上了发条似的，一刻都闲不住，他把他在魏国看到的尽可能地照搬到秦国来。现在要做的只有一件事：等。

魏老大没有让秦老大失望，在秦老大准备好了的时候，魏老大准备走了。

公元前370年，魏武侯走完了自己的人生之路，之所以谥号“武”，证明他不是一点好事都没做的，至少他在位时，魏国拿下了楚国的大梁，为以后自己儿子的逃亡开辟了一条后路。

公元前366年，秦国两次打败魏国，伤亡人数没有给出，应该是小规模的试探性进攻。

公元前364年，秦国在石门大败魏师，斩首六万，夺取西河之地。

公元前363年，少梁之战，秦大败魏军，占领庞城，俘虏魏丞相公叔痤。

后来秦献公又把他放回去了，给出的理由是：当年流亡于魏国时，公叔痤待他不薄。

事实上，公叔痤已经不具备俘虏的价值，留着他还会浪费粮食，不如让他回去继续当相国，一天三顿地吃，发挥愚公吃饭的精神，总有一天会把魏国吃穷的，这是对秦国有利的事。公叔痤果然不负众望，继续默默地为秦国作着贡献。临死前，公叔痤为秦国的发展建设添加了最后一块砖，他以自己独特的思维方式，把一个年轻人无偿地推荐给了秦国，也正是这个年轻人，彻底地改变了秦国的历史，改变了中国的历史。这个人就是商鞅。所以说，秦献公放公叔痤回去，还是有一定先见之明的。

公元前362年，六十几岁的嬴师隰终于走到了生命的尽头，一生坎坎坷坷、磕磕绊绊，他已经很累了。儿子嬴渠梁接班，继续着老爹没有完成的事业。

公元前361年，魏国似乎感受到了这个邻居身上所爆发出的锋芒，于是，把都城从山西迁到了河南，从夏县迁到了开封，当时叫大梁。

少梁之战一仗打出了二十年的和平，嬴渠梁有充足的时间去完成父亲没有做完的事情，西部的秦国正在孕育着新的能量等待爆发，东边的另一个大国也没有闲着，搁下商鞅变法这件事情稍后再说，我们的视线转移到齐国去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