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这一点上，可以看出维德的荒唐之处。他甚至说，大学毕业生在市场上的价码高，并不是因为大学教给了他们什么，而是大学录取本身把劣等人才过滤掉。企业喜欢大学生，是因为他们的智商、工作伦理、冒险精神等，在人口中属于前百分之几十的人。这种人不管受什么教育，表现都会超出他人一头。换句话说，大学的主要功绩不是培养人，而是选拔人。选拔人是个很便宜的过程，根本不需要花那么多钱。这种理论如果成立的话，美国的大学就应该取消，实行中国的科举制了。

事实上，大学费用的上涨另有原因。不错，由于大学费用的上涨超过了家庭收入的上涨，美国家庭为了支付一个孩子上大学需要工作的时间越来越多。但这并不说明人们承担大学教育的能力越来越低。相反，美国大学生在人口中的比率越来越高。原因很简单，知识升值了，受大学教育的人和没有受大学教育的人的收入差距越来越大。根据最近对年龄在18~64岁的宾夕法尼亚州劳动力工资的调查统计，高中毕业生平均年薪仅为22129美元，大学本科毕业生平均年薪则为44517美元，受研究生教育的人平均年薪则高达64597美元。如果本科以四年算，研究生以两年算的话，在大学多待两年，年薪就高出2万美元左右。

另外，学费上涨多少也被夸张了。前康奈尔大学的教授和高级行政官员埃伦伯格（Ronald Ehrenberg）就指出，在1997-1998学年，在学费2万美元以上的大学（这些大学的学费如今都涨到了快4万美元）的大学生，只占大学生总数的55％。全国私立学校的平均学费为13785美元，公立学校为3111美元（如今已有显著上涨）。另外，奖学金的因素还没有计算在内。至于大学学费接近或超过4万美元的学校，也并不是那么可怕。比如，哈佛大学就免了家庭收入4万美元以下的学生的学费，普林斯顿则用奖学金代替了贷款来资助学生。在常青藤，资源之充足令人难以想象。比如，笔者在耶鲁读书时，一些运气好的学生，一年竟能得到4万美元左右的奖学金去日本学日文，学费生活费全包。一次，一个学生说他要花一个暑假的时间去中国旅行，不知道去哪里好。笔者说这首先要看经费来决定。他竟说经费是学校给的，没有限制，值得去的地方都想去！

事实上，上常青藤的主要目的之一，是在大学建立自己未来事业的人脉。这些大学为了选择绝对的精英，都想方没法让聪明的穷孩子上学。对于富家子弟来说，为了获得这第一等级的人脉，支付每年增长10％以上的学费根本不是个问题。

不过，维德的书中，提出了极有洞见的主张。其中最关键的是一个道德问题：既然大学教育的奖赏那么丰厚，为什么一个不上大学的穷人要为一个上大学的富人的教育纳税呢？这是对政府资助大学的一个根本性的挑战。一般人认为，政府资助大学，是因为从大学教育获益的不仅仅是受教育者，而是社会整体。一个教育水平高的社会，比教育水平低的社会更有竞争力。维德则指出，对高等教育的公共投资的效益实际上是递减的。比如，对大学第一个1000亿美元的公共投资可能收益甚高，第二个1000亿收益就平平，第三个1000亿可能就是零收益。建立加州大学体系时，公共投入也许属于第一个1000亿。但现在美国则可能是在花第三个1000亿。现在美国高等教育经费越多的州，经济发展越慢，人口正从大学密集型的州流出，证明这些州的竞争力在减退。他的解释是：这些州的政府，把经费从花钱最有效率的部门通过税收的方式提取出来，投放到花钱最没有效率的大学里。他还用一系列数据展示，追加高等教育经费最终没有扩大老百姓受教育的机会，追加的钱实际上哄抬了教育成本。最近有报道说美国的学生因为学费上涨过猛而开始去加拿大、英国留学。这说明高学费确实开始影响美国教育的竞争力。

维德的解决方案很简单：断绝对大学直接的公共资助，把钱直接用教育券的形式给学生，让学生直接去采购他们的大学教育。这样，大学就会直接面临市场，就会考虑降低成本，州立大学也应该因此而逐渐私有化。

应该说，维德虽然观点过于偏激，要把大学完全当成产业经营，但他也确实指出了大学经营的效率问题，不仅为美国的大学改革，也为中国的大学改革提供了一个有益的方案。在改革前，中国的大学靠国家的投入已经有了基本的规模，维德所谓的“第一个1000亿”已经花完。如今的“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运动，确实有盲目强调国家投入、抬高教育成本的恶果。北大、清华等名校接受国家投入的数量，和培养人才的数量没有直接关系。大家如此攀比、寻租，最终自然会引起学费的全面上涨。中国作为后发展国家，应该有“后知之明”。不要美国大学的质量没有达到，就先攀比人家的费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