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大危机，则是大学越来越注重研究，对本科的教学有所忽视。特别是教授们过于专门化，一心追求学术潮流，忽视了一般性的教育，把大量过于狭窄的专业内容带入课堂，让学生不知所措。我曾经给一个刚刚拿到博士的教授当过日本史的助教。他的第一堂课，上来就讲关于日本史的十大成见，然后一个一个加以批判。下课后他问我意见。我坦率地告诉他：“你的学生对日本一无所知，根本没有什么成见不成见的问题。你搬出十大成见批一通，无的放矢，人家一头雾水。在读研究生写论文时，大家喜欢解构。但本科生教育，还是多多建构为好，直截了当告诉学生日本的基本知识。”许多教授，就是这样生活在自己的研究中，把研究院的时髦搬到本科生的课堂。难怪哈佛校长萨默斯强调，多教学生一些实际的知识，而不要过多地讲什么方法论之类非实质性的东西。

当然，更有些保守派抱怨，现在大学自由派当道，制造了一套“政治正确”的语言格式，有许多话很难公开讨论。比如萨默斯提到男女在科学研究上可能有差异的问题，这不过是一个假设，却不能公开说。在女性问题、种族问题等方面，有些话只能私下谈，无法公开讨论。

不过，我们必须看到，尽管美国大学有这些危机，比起欧洲和其他地区的大学的问题来，这些危机容易应付得多。美国的学费虽高，奖学金也高，而且大学的类型和层次丰富，美国家庭送孩子上大学的负担，比一般的中国家庭还是轻得多，绝大部分合格的穷人可以免费接受大学教育。至于研究挤了教学等问题，因为有本科文理学院的存在，大学不敢太忽视教学。最近哈佛因为太重研究而忽视教学，引起学生的普遍不满，校方不敢怠慢，立即着手寻求解决之道。这就是多种体制竞争的好处。至于“政治正确”的话语格式，已经越来越受到社会的批评，特别是在保守主义时代，自由派的“政治正确”已经不可能一手遮天了。相比之下，最难办的大概还是市场化、产业化对学术独立的冲击。因为市场给大学带来的好处太多、力量太强，想改变要付出的代价也就高。资本主义的金钱逻辑几乎已经征服了一切，大学是最后未被征服的堡垒之一。能否创造性地解决市场规律与大学目标的冲突，对美国大学未来的健康发展具有决定性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