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院甚至还专门设有英文辅导老师。学生写读书报告时对自己的英文没有把握，可以向这些辅导老师寻求帮助。各学院里，餐厅、健身房、教室、图书馆，样样设施俱全。总之，这样的学院远远超出大学宿舍的范畴，旨在为学生的知识、人格的发展提供一个全面的环境。毕业后素不相识的耶鲁校友如果碰面，大家第一句话常常就是：“你是哪个学院的？”如果碰巧是一个学院出身，就更是亲上加亲。一位在另一个小本科生学院威廉斯毕业的朋友告诉我：“我在那里碰到我后来的丈夫，度过了一生最好的时光。这是学校所希望的：学院塑造了你的一生。以后不管你活多久、走多远，学院永远是你的家。你对之有终生的忠诚。”

研究性大学和寄宿制学院，作为来源于德国和英国的两种不同的传统，共同塑造着19世纪末以来美国大学的发展。两者有互补性，也有冲突。在这种互补和冲突中，维持着大学教育的平衡发展。19世纪末以来，德国的高等教育在研究方面领先于世，以哥廷根大学为代表的德国大学，吸引着欧美各国的学子，挑战着牛津、剑桥的古典教育传统。有许多批评家--包括亚当·斯密和爱德华·吉本（Edward Gibbon）--指出，牛津、剑桥食古不化，似乎大学教育就是培养绅士，片面注重道德、品格、行为举止的训练，课程太窄，跟不上现实和科学技术的发展。甚至有人进一步推演：牛津、剑桥孕育的这种“绅士帝国主义”，使英国的精英缺乏实际技能，结果到了20世纪，英国被德国全面赶超。这样的绅士教育，导致了大英帝国的衰落。

但是，捍卫牛津、剑桥所代表的盎格鲁-撒克逊传统的人指出，德国大学过分专业化，培养的是专门人才，却不是完整的人。20世纪德国发动了两次世界大战，全部失败，而且有对犹太人进行种族大屠杀这样的恶行。人们常常感叹：德国人作为个体而言，才干出群，只要你看看近代德国培养的思想家、科学家、文学家、艺术家，就不能不惊叹德意志民族的创造力。但是，德国作为一个整体而言，表现一再令人失望。德意志民族缺乏盎格鲁-撒克逊民族那种自治的政治传统和天赋，频频走火入魔，把自己的才干变成破坏性的力量。这一现实，和其教育不无关系。相对而言，牛津、剑桥的传统培养的优秀公民和领袖，在关键时刻能够挺身而出，挽狂澜于即倒，奠定了盎格鲁-撒克逊民族对世界的统治。甚至有人制造了英式教育的神话，认为当年的滑铁卢战役，就是那些在伊顿公学的运动场上训练出来的子弟打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