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苦的是那些读书不好的中产阶级子弟。奖学金大量给了穷人，轮到他们头上的就少了。美国人上大学，先要算一下“预期的家庭贡献”（expected family contribution）。你把家庭收入、人口、财产、债务、居住地以及所上的学校和费用等输入电脑，马上就会得到一个换算的结果，即你应该为你的孩子上大学付多少钱。如果是5000美元，而所上的大学学费、生活费等是25000美元的话，剩下的2万元就由学校或其他机构用各种资助的形式填补。你上越好的大学越划算。比如哈佛，财大气粗，给你补上的是现金，是白给的，不用还也不用打工。穷学校也会给你补上，但有些款项是学生贷款，虽然低息或无息，最后还是要偿还的；另外有的有打工的义务。所以，如果家庭年收入10万美元以上，住个五六十万美元的房子，两三辆车，再有若干股票，这虽然在波士顿地区不算富人，但申请经济资助不合格；孩子功课如果不佳，也拿不到优等生的奖学金，最后大学费用大部分要自己支付。这样的家庭选举时投票率最高，掌握着重要的政治资源，所以在媒体上“嗓门”大。他们一叫，美国大学上不起的神话就不胫而走。但据《经济学人》的报道，在美国的大学里，20％的学生来自在贫困线上挣扎或在贫困线之下的家庭。而美国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人口，仅占总人口的12％，在孩子中占17％。可见贫困生上大学基本没有财政障碍。上大学负担最重的，是那些中高产阶层，他们中许多人确实只能勉强供孩子上大学。当然百万富翁们付多少也不会在乎。这是美国高等教育的基本现实。

美国的高等教育，在世界上是最市场化、产业化、私有化的，学费也是最高的。其成功的诀窍，就在于实施了没有“教育券”之名的“教育券”制。政府不直接管理大学，而是通过大量的资金支持学生。我在《河流与教育质量：美国“教育券”争论之今昔》中，已经对“教育券”制作了详细介绍。简单地说，它的核心内涵就是创造教育的市场竞争。其实，在美国的高等教育界，许多做法就是“教育券”制。比如佩尔奖学金（Pell Grants），这是联邦政府资助低收入学生的最大奖学金，2003-2004年度的总金额高达126亿多美元。拿到这笔钱的学生，只要到一个学校注册，钱就会拨到学校的账上，学校必须在14天之内把钱交给学生，否则就犯法。这样，等于政府给学生一笔钱，让学生根据自己的需要和好恶来“采购”高等教育。他们就成了教育的消费者。各大学为了迎合这些消费者的胃口，抢到这笔生意，就得给人家提供满意的教育服务。

可见，在这样的制度下，政府绝不是对公民受教育的权利放着不管、把一切交给市场。正相反，国家对教育的投入甚大。美国对高等教育的投资，一年是其GDP的27％，而欧洲仅11％。说美国的高等教育是赤裸裸的生意、把穷人排除在大学门外，完全是无稽之谈。有人算过一笔账，结论是，你如果按标价付学费上大学，即使毕业后收入比不上大学的人高得多，从纯经济的角度算，也不如把这笔钱放进股市。这样所得到的收益，远远高出大学教育给你带来的高工资的收益。大多数人都是经济动物，算了这笔账后，按说不会有几个人愿意赔钱读书。可是，为什么大部分美国适龄青年都要读大学呢？因为他们根本不是按标价付账，大笔费用是政府埋单。美国高等教育的优势在于既通过政府的财政资助保证了公民受教育的权利，又避免了官僚机构对教育的直接卷入，用市场竞争创造了大学的效率。可谓一举两得。

中国现在的办法是直接把经费拨给大学。北大、清华因为要“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就获得了多得出奇的经费，别人根本无法与之竞争。于是，其他大学为了吸引政府的眼球、抢占获得大量财政拨款的地位和资格，就会不惜工本地上大项目、创大牌子，把自己打扮成名校，让上面觉得他们也有成为“世界一流”的希望。这样竞相“寻租”的结果，是使各大学过分投资，哄抬教育成本，最后把贫困学生挤出高等教育。如果像美国那样，把钱直接交给学生，让学生“采购”大学，那么就会激发一场完全不同的竞争：各大学要挖空心思低成本、高质量地培养学生。就像市场上的汽车战一样，谁价格合理、质量过硬，谁就是名牌。这样才能从根本上激发中国高等教育的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