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子之所以如此激愤与极端，还因为他面对的是一个更加无奈的事实。古代中国，一向是权力、荣华、富贵、各种资源高度集中的社会。一个读书人，一个有大志与高人一头的能力的上层人物，如果与这样集中管控的资源不沾边，沾不上集中强大的资源的光，单凭个人的才智奋斗，常常是作用有限，事少有成。而一个相对的草包，碰对了点儿了就硬是大放光芒，不服不行。而且你越是有所期待有所特长有所雄心壮志有所真见识真本领，你的失败就越明显，你的挫折感就越是十倍百倍于旁人。别人看不透，聪明透彻如庄周者也看不透吗？
　　
　　尽管他是奇才奇论奇文奇理，但是读之不无阿Q精神渊薮的观感。
　　
　　洋人特别喜欢用“面对”一词。叫做“face it”，我们前边也讲了庄子所面对的险恶形势与竞争条件。同时，这里还有一个与社会环境无关的状况，人们常常忘记了面对，而庄子是面对了。那就是，不论多么有条有理的竞争，优胜者是少数、极少数，例如全世界那么多运动员却极少有人能参加奥运会，奥运会上那么多优秀运动员，只有极少的人才能得到金牌。除却这极少数幸运儿，谁能不痛失金牌？谁能不功败垂成？谁能不将心血梦幻付诸东流？即使得了金牌，你又能保持多久？你在人老珠黄、谢幕回身、过时遗忘之后又当如何自处？
　　
　　在美国这样的提倡生存竞争、从理论与法制上至少是声称力图规范竞争规则而绝对不会提倡老庄之道的无为与不争的国家，也常常发生竞争中的失败者绝望疯狂，变成杀人狂，变成恐怖分子、社会渣滓的恶性刑事案件，或者也会发生竞争中的侥幸者幸运儿腐化堕落、失常、歇斯底里的悲剧，许多大明星就有这样的事。而我国早熟的哲人庄子，过早地感受了这一切竞争的荒谬性与悲剧性，他过早地唾弃了这一切。
　　
　　古往今来，我们必须面对，我们曾经面对，庄子早已面对--面对而全然无法改变那些面对了以后令人失望的一切。只能自救，只能超度。庄子知道他没有办法改变人类的一切特有的麻烦，他尤其怀疑儒墨那一套应该叫做饮鸩止渴、火上浇油的规范与观念。他认为这些规范与观念令生存与政治、社会竞争更加细腻而又惨烈、虚矫而又无孔不入。他认为儒墨那一套与其说是在助人，不如说是在害人。他不能拯救人生、竞争、社会与资源配置，只能拯救灵魂，拯救自己，他只能搞精神的一己的胜利与陶醉，搞精神迷醉。
　　
　　我这里无意以阿Q的名称来轻蔑庄子，毋宁说我有以庄子的名义替阿Q找一点理解的好意。对于阿Q，恐怕也不是靠一味嘲笑能于事有补的。
　　
　　庄子也罢，贾宝玉也罢，他们对于社会的主流价值系统其实是一个挑战，是不无叛逆色彩的，然而，他们的造反又不是真正的造反，正像后来有所谓跪着的造反一样，庄子是坐着的造反，是静坐打坐闭目塞聪的造反，是最最消极的造反。而宝玉是混世的造反、颓废的造反，是埋头于与姐姐妹妹们的玩耍又没完没了地悲哀着的造反。他们没有行动，他们从未想过也未必有可能想到采取什么行动去改变环境，他们能够做的只有改变自己的思路。
　　
　　但这里还存在着逆向思考的可能性。老子讲：大成若缺，大盈若冲，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大辩若讷。太完美了反而像是（或必定是）暴露了自己的缺陷--与完美相比，谁无缺失？太充盈了，反而像是（或必定是）暴露了自己的空虚--与全知相比，谁不空虚？太正直了反而像是（或必定是）暴露了自己的曲折、曲线、曲为行事、委曲求全（求直，因为大直必全，全必曲）……那么，说不定庄周有自身的大心胸、大智慧、大眼光、大慈悲、大志向、大自信、大自负、大使命感，而又生不逢时、屡战屡败，他必然会常常在自杀、冒险与精神解脱之间进行选择，在铤而走险与难得糊涂间进行选择，在针尖麦芒、斤斤计较与大而化之、物而齐之中间进行选择。什么都看透了，什么都明白了，什么愚蠢都没有了，说不定反而会像是（或必定是）阿Q一族的先驱了。
　　
　　庄子可以在某些问题上与阿Q貌似形似，心有灵犀，但是未庄的阿Q君永远不可能写出《庄子》，当然。
　　
　　同时却也不妨设想，如果我们碰到另一个类似阿Q的人，是天才，是文章家，他拥有足够的学养并赶得上百家争鸣的好机遇好舞台，他将会成为什么样的思想家与著作家呢？
　　
　　（而按照毛泽东的思路，应该做的是把被颠倒了的一切再颠倒过来，是的，正像我们不能像赵太爷一样不准阿Q“革命”一样，我们无权剥夺阿Q的著作权。我们应该提倡阿Q去革命，去写书，如果他赢得了各种主客观条件，如果他的“课题”得到了批准支持与财政拨款，他将会写一卷怎样的哲学博士论文呢？）
　　
　　老子还讲要“勇于不敢”，注意，不是怯懦而装勇，而是因勇而退让。就是说，正因为庄子有鲲与鹏的气概与眼光，他才显露了鹪鹩与偃鼠的平和与满足，而不会成为嗜食腐尸的鸱鸮，更不会成为蝇营狗苟的蛆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