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的娱乐活动总是一拨一拨的，这拨赶上杀人，玩杀人需要人多，认识了不少新朋友，又见到不少老朋友。比如晓辉。

因为重遇晓辉，令我开始思考一个问题：我到底是个什么人？当然，我指的不是人品，我对自己的人品认识得还是很清楚的，那真是相当的一般。我思考的是性格上的：我到底是什么性格的人呢？

起因是这样的。当年我和晓辉最后见的那两次，给我留下了很不好的印象，不是他不好，是他那时刚买车，不知道为什么，拉别人都没问题，车上一旦有我，必出事故。头次撞电线杆子，二次剐了一辆黑车。我心重，顿时心理压力大了起来，琢磨自己是不是方人家新车呀，太不合适了，后来就不敢见了，一不敢见了，还真就好几年没见着。我心重不是没理由的，晓辉说他后来再也没撞过车。

剐黑车那次，车上还有那谁。剐完大家到马路边理论，对方有位四十来岁的大姐，颇泼，那谁和晓辉就和她对骂，我羞于在生人面前开口，更甭提骂架，就一直在边上站着，仅用愤怒的眼神声援。

我对该次事件的记忆仅限于此，但晓辉说，不，还有别的，我以后就跟你混了。为什么？你牛逼呀。那大姐后来骂那谁，说瞧你那样跟一鸡似的。嗯，这话我记得，太讨厌了。

然后你就说话了。

你说，再废话抽你丫的。

这话很管用，之后大姐再也没敢吭过声。

昂--？我说晓辉你记错了吧？我不记得和气如我说过这话啊？是不是那谁说的？晓辉一口咬定不是那谁，就是你。回家给我丈夫学：我怎么可能是这样呢？我丈夫说：你可不就这样吗？于是我默默了。

这些年我一直在痛恨时光磨平了我的棱角，见义勇为的心气儿再也没了。尤其那一年在三里屯与诗老（诗歌大老）的对峙之后，我几乎沮丧到底。事情是这样的：三里屯南街那时有个诗人开的饭馆，一天老板说出了本诗集，张罗晚上整个买书饭局，一行四人--我，我丈夫，石康，廖一梅便去了。买了书，吃了饭，刚要走，一个认识的姑娘过来哭，说被一诗老给猥亵了。廖一梅一听就急了，问谁呀谁呀，怎么能公然猥亵人家一小姑娘啊？她一急，石康也急了，就问姑娘是哪一位诗老，姑娘一指，我就犹豫，我丈夫和我说过几次极喜这位诗老的小说，是否可以采用迂回曲折的方式……但石康已经过去了，客气地问：你欺负这姑娘来着？

他的意思是，如果你欺负了，给人家道个歉。但没想到诗老已以迅雷不及掩耳盗铃铃儿响叮当之势短身而起，伸手将丫推了个趔趄。要知道，那是诗人的饭馆，诗人的地盘，呼啦就围上一群疑似诗人。而我，当时就站在诗老与石康之间。在那短暂的一分钟里，盯着面前的一瓶啤酒，脑海里刷刷刷刷闪过无数念头：磕不磕？如果磕，是在桌上先磕碎了再顶丫脖子上，还是直接磕丫脑袋上？周围有多少人？余光一扫，三四十，如果我磕丫的，这帮人会不会冲上来？还是为了丫们诗老的安全不冲上来？如果冲上来，我拿酒瓶子打得过吗？如果打不过，什么后果？能不能控制住下手的轻重？一下儿磕不碎怎么办？那就被动了……

当我脑子里频闪的时候，饭馆老板过来拉开了两人，那帮诗人一直目送我们离开，当然，是以狰狞的目光。离开现场后，我心情非常复杂，因为意识到现在想事太多，以前的猛劲儿全没了，这比姑娘和石康被诗老欺负更让我沮丧。他们在生诗人的气，我在生自己的气。

血性哪去了呢？还要当街抽大姐呢？竟因为不喜那种场面而生生忘记了！真是因为老了所以变成了一种奋勇向前但戛然而止的性格吗？这叫什么性格啊？岁月何时悄悄在我身上套了缰绳，每到关键时刻，老活活把自己勒住--这就是传说中的成熟稳重吗？

后来我得出结论，之所以变成这样，是因为嫁给我丈夫令我有压力。刚勾搭时，丫一大学同学就严肃地和我说，嫁唐大年你高攀了。然后，几个与我丈夫交好的朋友又赶巧不巧地渐与他疏了往来。我心重，就想：是不是人家觉得他居然能看上我，质疑他的品位，所以才不理他了呢？这种忧虑多年来一直伴随着我。尤其一位疏远了的朋友的话传到我耳朵里：赵赵？赵赵就是一石景山女流氓啊！为什么呢？我为什么是女流氓呢？这算是对石景山人的一种歧视么？

《青春期》粗剪后，约了一些朋友来提意见。有人指出：××的演出与整部戏的其他演员反差强烈，他一出来，这戏就变成另外一种味道了。马上有人自作聪明地总结：也就是说，前面是唐大年，这人一出来就变赵赵了？

原来在某些人眼里，我就是粗俗的代名词！我身上隐形的缰绳想必是因此套上的吧？我很忧虑很忧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