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人占据了他仅有的两把椅子，主人便只好坐在覆了白被单，有一条绒毛毯的床上。有点意外，这么玲珑瘦小的一个人，写了80几本书。并不意外，文格与人格的形象，甚至内心是统一的，他全无半点湖南人的豪迈，却有点让我怀疑《浮生六记》中的主人翁就应该是这副样子。下边删节了十一个自然段，最后的两小节如下：由《忆北平》也可以看出他对时局的忧虑，他屡屡追问时局的症结：“你们告诉我，批评我，免得我发了傻气说了糊涂话。”他不断提到他的小朋友们，那些环绕着他的年轻人，他最推崇的新作家是汪曾祺，在本报《文艺》与上海大型刊物《文艺复兴》均有其作品。

如果你在北平的庙会或小胡同碰见一位提了网线袋，穿着一件灰色或浅褐色的毛质长衫、身材矮小瘦弱、一脸书卷气、眯着眼睛在书摊上寻找旧书或是在找门牌号码，说一口湖南、北平、云南杂糅的普通话，那便是沈从文。你可以告诉他，他该去理发店理发啦。我非常欣赏最后的这一段，朋友圈中无论什么人看到了都要拍案叫绝。这是心灵中才气的流露，不是事先就设计好了的。我母亲这篇文章没有直接写北京，而是写了一个由外乡的乡下人变成著名京派作家的人。我母亲早年走上文坛遇到两位好老师。第一位是叶圣陶，他可是位非常和善的老好人，乡土观念极重，主抓教育是他最大的特点。

他曾和自己的亲家夏丏尊先生合写了一本给青少年读的小册子《文心》，也就七八万字，结果，叶老就用他那一半的稿费在故乡苏州买了一个小四合院。我去过的，虽不是北京四合院那么严谨，但院中花木扶疏，很美丽的。院子长期没人住，“文革”后苏州作家陆文夫去看他，他就主动把房子送给苏州作家协会编刊物了。陆文夫那里当然感谢，特意留出一间，平时也注意打扫，专为叶老的子女在苏时居住。陆对我也是很好的，他特意说：“你来苏州，如果需要长住，这儿对你也是开放的。”叶老从年轻时就很关心后起的作家。我母亲也是苏州人，同时更是由他担任主编的《中学生》杂志的积极撰稿者。我父亲也同时是撰稿者，双方慢慢相互认识了，最后走到了一起。

我想，在这个过程中，叶老至少对我母亲这个小老乡，是采取了鼓励与推动的作用的。随后，我母亲的另一位老师就是沈从文，他当时兼任了一份副业，就是替《大公报》编副刊《大公园》，母亲时常有稿子投寄给他，他总是修改后迅速刊登。我母亲的字迹很难认，每个笔道都是圆的。然而沈先生的毛笔字非常规矩。我小时在家里还看到母亲当时投稿的原稿，两种笔迹互相掺杂着，母亲珍藏旧稿已经多年。然而，沈先生与我母亲的见面，却在十多年之后的1946年，在前文所述的北平。母亲在我很小的时候，多次讲述沈当年写作的奋发：冬天的深夜，他因贫穷，屋内没有生炉火，就用一条厚毛毯盖在膝盖上。室温可以结冰，他就把业已冻结了的毛笔放到嘴边去“呵”，等毛笔的尖端化了冻，他再一字一句在稿纸上去写。他的七八十部长篇小说，大体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产生的。沈先生是湖南凤凰人，自称“乡下人”，但他最后却被公认是京派文人的代表之一。这其中的道理耐人寻思。

我前边引述的文化人，他们是用文字描绘自己认识下的北京，但都只是表达其北京情结的一个方面，仅仅是言论而已。事实上，他们的收入都不错，大多家庭和美，生活幸福。他们对文化的认识是通达而非狭隘的。所谓“故国”，就指人类全部的文化精神积累，并不分中国外国。比如林语堂，他的英文无比之好，通晓西方文化，还能用英文直接写作中国的事，比如他的长篇小说《京华烟云》，一要有国内足够的生活，二要懂得西方人欣赏的趣味，必须适应他们的习惯。同时做到这两点是非常不容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