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之交的时候，中国人沉醉于自己20多年的经济增长成就，全世界都在谈论中国的崛起。但是突然，人们注意到，中国的西南邻国——印度的经济增长似乎表现得也不错。于是，把中国与印度放到一起比较，成为全球财经与战略界谈论的一个热门话题。

美国《外交》杂志2006年7/8月号的封面报道是《印度崛起》，共有四篇文章，其中三篇谈论印度崛起对全球战略的影响，第一篇《印度模式》则讨论印度过去20多年经济增长的基本路径。作者达斯先生是宝洁印度公司前CEO，著有《印度挣脱束缚：从独立到全球信息时代的社会与经济革命》（Gurcharan Das，India Unbound: The Social and Economic Revolution From Independence to the Global Information Age）一书。

中印过去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历程有很多相似之处，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都信仰公有制和国家控制经济，增长表现较差。两国均从80年代开始进行改革，随后的增长趋势两国也相似，1980年到2002年，印度经济年均增长6%，2002年到2006年年均增长7.5%。在中国，这几年无法抑制的投资过热也推动GDP持续超高速增长。总体来看，过去二十多年，中国在总量指标——GDP增长率上，要比印度好看得多，人均GDP目前已是印度的一倍。这也正是国内部分经济学者以中国模式自豪、并对印度再三撇嘴的主要原因。

经济结构印度优于中国

不过，稍微分析一下经济结构，印度模式似乎更吸引人。

首先看产业结构。一般国家的经济增长都是按照农业——工业——服务业的次序展开的，中国就是这样的一个典型，而且，是一个非常极端的典型。跟大多数东亚国家一样，中国选择了发展出口导向的劳动密集型加工工业，迅速成长为“世界工厂”，工业比重在GDP中所占比重极高，目前为47%。

但印度似乎是工业革命模式的一个例外。其经济中比较发达的产业是服务业，服务业在印度GDP中的比例从1990年的41%上升到2005年的54%。相反，中国服务业则要落后得多，仅从1990年的31%增长到40%。印度的工业只占到其GDP的27%，整整比中国低20个百分点。印度最为引人注目的服务业是面向全球的外包业务，这使印度成为“世界后方办公室（back office）”。

产业结构决定了GDP的结构特征。在印度，消费是GDP的主体，占64%，即使在欧洲，这一比例也只有58%，日本是55%，至于中国，只有42%。消费为什么会在印度经济增长中唱主角？主要原因可能是，快速发展的服务业使中产阶级规模急剧扩大，他们的消费自然地驱动了经济增长。在过去20多年，印度中产阶级数量增加4倍，目前接近2.5亿。相反，中国致力于发展面向出口的加工工业，因而，大量投资于工业与基础设施，至于需求，则严重依赖出口，这使经济对出口与投资的依赖到了危险的程度：这两项目前占到中国GDP的75%，并以每年接近30%的速度在增长。

由此可以看出，印度确实形成一种独特的，与东亚，尤其与中国截然不同的经济增长模式：主要依赖国内市场而非出口，依赖消费而非投资，依赖服务业而非工业，依赖高技术而非低技能制造业。

印度增长模式的社会效果似乎也好于中国。投资银行摩根·斯坦利首席经济专家罗奇说，印度消费驱动的增长方式可能要优于中国的资源动员模式，因为，这种消费驱动模式比起其他发展战略来说，更有效地造福于民众。同样是经过20多年的高速增长，中国出现了相当严重的收入不平等，印度的不平等增加幅度却远低于其他发展中国家。以基尼系数来衡量，印度目前是0.33，美国为0.41，而中国是0.45。

当然，印度模式可能存在一个问题，即劳动密集型加工工业发展迟缓，不能为农村低技能人口提供充分就业岗位。

增长的道德性

这一结构性差异背后是两国经济增长不同的制度框架。

对此，达斯先生的文章简单地解释说：中国的增长是以国家为中心的，印度的增长则是企业驱动的。在中国，私人企业家始终得不到充分的信任。国家控制的银行发放的信贷只有10%给了私人部门，尽管私人部门雇用了40%的劳动力。而在印度，私人企业家获得了超过80%的贷款。1993年开始运营的Jet Airways已成为印度民航业老大，中国的第一家私人航空公司奥凯才开业一年多，且受到诸多限制。

对达斯先生的这个观察结论可以予以扩展。美国经济学家克鲁格曼在东南亚金融危机之前就指出，东亚模式普遍依赖资源的高投入来换取高增长。在中国，这一点更为明显。国家利用权力人为地抑制要素价格，诱导国内外企业进行投资。尽管中国的法治、产权保护、合同执行等制度基础均不健全，但政府授予投资者的租金却对国内外投资者形成强大诱惑。由此推动的高速增长，也让政府可以回避了制度公共品供应匮乏的难题。

政府的本分The Government's Role因此，中国经济增长主要依靠资源的高强度投入，在印度，GDP增长的30%来自生产率提高，而不是出自资本或劳动投入增加。根据一项精细的研究报告，印度经济体的年度利润率从1980年的 11.5%增长到1999年的16.5%，这20年期间的平均利润率达到14.3%；中国经济体的年度利润率从1980年的 13.5%下降到2003年的 8.5%，中国在1978年至 2003年这26年期间的平均利润率是10.9%。

由此导致的一个重要经济后果是，中国的宏观经济增长表现奇好，却没有产生伟大的企业。印度却已涌现了二三十家世界级公司。还有一个惊人的事实：这套增长机制每天在诱导企业家犯罪，因而，中国企业家的犯罪率肯定是世界各国最高的。从前那些国企强人在风光无限之后一个个落马，在最近若干年发展最快的房地产业，能有几个开发商洁身自好、没有卷入权钱交易？健康的经济增长的主体只能是企业家，如此脆弱的企业家群体意味着中国经济缺乏保持长远增长的基础。

目前印度也试图学习中国模式，吸引外商投资，强化基础设施建设。但是，在印度民主体制的约束下，政府不大可能为了吸引投资而展开冲向底线的竞赛，很难为了吸引和留住投资而授予企业以污染的特权，其劳动力法规也使企业和政府难以合谋控制劳工工资。印度劳动法体系的取向跟中国刚好相反：印度劳动法对劳工的保护在很多人看来过分了，现实的中国劳动法规对劳工缺乏有效保护。

所有这些意味着，印度的增长速度在短期、甚至中期内，绝无可能赶上中国。但是，GDP增长速度、规模或者哪怕是人均GDP，难道是一个万应灵丹式的指标吗？经济发展不是开运动会，快的未必是好的。在讨论经济问题的时候，实有必要超越浅薄的实证主义，讨论增长的道德性。这种道德性体现于增长的结构、动力及其财富分配格局中，这些决定着增长能否持久而稳定；也体现于增长的社会、文化与精神后果中，即增长是不是有助于人的圆满，而不是把人工具化，变成增长的工具和财富的奴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