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乎是完美的维权活动的标本。一个参加这次活动的青年人如此表达自己的感受：“我们有思想，有修养，有知识，有自己的价值观。有各自独立思考问题的能力，我们无组织，但我们有共同的信念，有自觉的纪律，这是很难得的，这种默契来源于大家的受教育程度。”

这个群体，很大程度上与1975年到1985年出生的，25岁到35岁的年轻人群体重合。比如，北京的垃圾场大部分位在城乡接合部，比如高安屯和六里屯，这些地区的市民维权意识都非常强。为什么？因为兴建了很多新兴小区，住进去的都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的中产阶层，思维相对更为活跃。

学者熊培云在《重新发现社会》中说，21世纪中国的一个显著进步在于，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意识到公民社会治理成本最低，“小政府，大社会”与建设一个“权小责大”的政府日益成为人们的共识。一个好的政府只是负责提供公共产品，担任社会“裁判者”和“守夜人”的角色。政府不能成为经济活动中的普通竞争者，也不能随意进入公民的私人领域。

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政府。林肯在一百多年前说的这句话，依然回响。而番禺人在维权中所说的，“我们要告诉所有人，公民维权合法，我们不是刁民，但我们也不是臣民，我们是公民”。

是的，宪法赋予公民说“不”的权利。番禺的年轻人告诉他的同龄人，只要你出自善意和公益，并真诚地合法地表达，你完全可以跟政府建立一种和谐互动的新关系，而这种关系，在未来将创造出一个充满宽容与活力的“新新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