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德的这一篇总序，就是一篇极精简的中国经学史概要，写得很见功力，但细心的读者一定会发现一些问题：序言题署的时间是康熙十二年夏五月，但其中提到成德嘱托友人秦松龄和朱彝尊搜购各地的藏书，可是，本书前文刚刚讲到过朱彝尊，他和成德至今应当只有互相闻名却不曾谋面，这又从何解释呢？
　　
　　丛书冠名“通志堂”，用的是成德的名义，足以使成德步入知名学者之林了。但这件事毕竟有些可疑的地方，以致于在当事人相继故去之后，乾隆皇帝大显了一番考据功夫，他在一次上谕中详细说道：朕看到成德为《通志堂经解》所作的总序，落款在康熙十二年，但推算时间，成德那时候不过是个孩子，如何能够就有如此磅礴的经学修为呢？朕早就听说过一则传闻，说这部书是徐乾学代成德刊刻的，于是朕就安排军机大臣详查成德的出身本末，这才知道成德是在康熙十一年中的举人，十二年中的进士，年仅十六岁，而徐乾学恰是康熙十一年顺天乡试的副考官，成德就是由他取中的。朕知道，明珠在康熙年间擅权多年，气焰熏天，很会招揽名流，和徐乾学这样的人互相交结，植党营私，所以他的儿子成德还没到二十岁就取得了功名。为了显示成德的功名完全来自本身的实力，就刊刻了洋洋大观的《通志堂经解》，告诉世人他有多高的学问。但是，古人都说皓首穷经，就算是一代通儒，如果不是义理精熟、毕生讲授贯通的内容，尚且不能随心阐扬以明先贤之精蕴，以成德那小小的年纪，却能广收博采，集经学之大成，天下哪有这般道理！（《纂修四库全书档案》）
　　
　　乾隆皇帝是很欣赏《通志堂经解》的，但越是欣赏，就越是觉得这样一部书只能出自饱学鸿儒之手，不可能是由一个少年人编订出来的。后来《通志堂经解》刊行补刻本，乾隆帝亲自撰写了序言，批评徐乾学攀附权贵，成德欺世盗名，说两人的品行都不足取，只是考虑到不该以人废言，这才把这部书补刊齐全，订正讹谬，再次出版刊行。
　　
　　被乾隆帝批评为品行不端、欺世盗名，这对当事人来说确实是一件大事，尽管乾隆帝也犯了一个错误，军机大臣并没有尽职尽责，成德在康熙十二年并没有考中进士，而是因病未曾参加殿试，这一年成德也不是十六岁，而是十九岁，距离举行冠礼的成年（二十岁）就只有一步之遥了。
　　
　　乾隆帝有这样的上谕，当时有这样的传闻，空穴来风，事出有因。明珠是一代铁腕权臣，权臣必然弄权，要在朝廷立足也必然需要结党；徐乾学是一代儒臣，学术宗师，但早年即被舅父顾炎武不喜，觉得他的功名利禄之心太重，不是一个淳良的苗子。但是，成德呢？
　　
　　[4]徐乾学勒索案
　　
　　这年秋天，徐乾学被降职了，放还家乡，和他同样遭遇的还有一位蔡启僔，两人都是康熙十一年顺天乡试的主考官，自然也都和成德有着座主与门生的这层师生关系。
　　
　　科举考试，即便在最公平的时代，也不完全凭借才学，因为政策上有个要求，要在各个地区取得平衡。也就是说，即便最差的江南考生也考得要比最好的塞北考生更好，但根据名额的分配比例，塞北考生一定要中举几个才行。蔡启僔和徐乾学就触犯了这个规矩，被人弹劾，一起回乡去了。
　　
　　为二位老师送别，成德感觉到一种不可遏止的情绪，接连发之于诗词，《秋日送徐健庵座主归江南》组诗和《即日又赋》都是写给徐乾学的，写给蔡启僔的是一首词，很快便比他的诗流传得更广。成德后来回忆起这段事情，觉得就是从那时候起，自己认可了词是比诗更适合自己的气质。他也许成不了一个好的诗人，却是一个天生的词人。
　　
　　那首写给蔡启僔的词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