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篇 五四现场：思想启蒙的境界

五四新文化运动无疑是一次最为壮丽的精神日出。

五四学生运动是“有纪律的抗议”，是无代表民意机关的变态社会里迫不得已的行为。

新文化运动是学生运动的精神源泉，学生运动是新文化运动的精神结晶。

五四三人行，行在新文化运动与学生运动之间。五四行动前他们是学生的精神导师，五四行动中他们是学生的模仿秀，五四行动后他们又致力于对“无纪律的胜利者”的疏导。

新思潮如“洪水”，不疏导也可能酿成灾难。

五四学生运动：有纪律的抗议

一、五四行动的第一印象

昨天为星期天，天气晴朗，记者驱车赴中央公园游览。至天安门见有大队学生，个个手持白旗，颁布传单，群众环集如堵，天安门至中华门沿路，几为学生团体占满。记者忙即下车，近前一看……

记者到时，学生不过六七百人。少顷，各大队学生手持白旗，纷纷由东西南各方云集而来。……（法政专门学校代表称）等大家到齐，我们便要游街示众，叫我们国民也都知道有这种事体。游街后再到东交民巷英、美、法、意各国使馆提出说帖，表示我们的意思。完后还要转到这里，开会商议善后办法。

五四三人行一个时代的路标（教育部某司长劝说无效，步军统领李长泰出现在天安门红墙旁）。学生代表又向李统领婉言曰：我们今天到公使馆，不过是表现我们爱国的意思，一切的行动定要谨慎，老前辈可以放心的。各学生大呼走走，李统领亦无言，旋取下眼镜，细读传单，半晌后对群众曰：那么，任凭汝们走么；可是，千万必要谨慎，别弄起国际交涉来了。言毕，嘱咐警吏数语，即乘汽车而去。学生全体亦向南出发。

学生欲通过（东）交民巷往东而行，该处警察竟然不许通行。学生颇受激刺，不得已折而往北，出王府井大街，经东单牌楼，向赵堂子胡同，入赵家楼曹汝霖之住宅。

时正下午四时，且见火焰腾腾，从曹宅屋顶而出。起火原因如何，言人人殊，尚难确悉。……至六时许，火光始息，学生仍将整列散归，而警察乃下手拿人。学生被执者，闻有数十人之多。

但所执者，未必即为打人毁物之人。昨夕，已有人为之向警厅取释，以免再激动情云……

这是《晨报》1919年5月5日以《山东问题中之学生界行动》为题，对著名的五四行动的“现场报道”。5月4日是星期天，学生不用停课就可以上街，而星期天各路人马都在放松，也让学生上街少了许多阻力多了许多围观者，更壮大了游行示威的声势。《晨报》记者是趁晴游园途中碰上了这件惊天大事，出于职业的敏感他放弃游园，跟踪报道五四当天的全过程。记者不带指令的自发或自觉的报道，虽很平实，比日后那些亲历者或旁观者或道听者或有遗漏或有过滤或有创造的追忆，显然更接近“五四真相”。尽管他不是独家报道，仍弥足珍视。坦率地说，我并没有找到《晨报》的原始文本，1919年5月5日《晨报》报影上述文字是从陈平原君《五月四日那一天》陈平原：《五月四日那一天》；陈平原、夏晓虹编《触摸历史：五四人物与现代中国》，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4月版。中剥落下来，重新组装的。我仍相信它可传递给读者“五四”第一印象。

有趣的是，《晨报》记者并不满足于“现场报道”，在文章末尾，他情不自禁地跳出现场，评说学潮，告诫政府：

综观以上消息，学生举动诚不免有过激之处，但此事动机出于外交问题，与寻常骚扰不同。群众集合，往往有逸轨之事，此在东西各国数见不鲜。

政府宜有特别眼光，为平情近理之处置，一面努力为外交，巩固国权，谋根本上之解决，则原因既去，必不至再生问题了。

记者庆幸巧得这千载难逢的报道机遇，学生也当庆幸毕竟有媒体能以一种“特别眼光”，“平情近理”地评述五四壮举。记者言外之意，日后是否“再生问题了”，学生是否再有“过激之处”，关键在于政府自身是否真能“谋根本上之解决”。《晨报》记者不经意间推出一个严肃的历史命题，留待北洋政府以及日后的种种政府来作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