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蔡元培认定“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乃是对何为大学的叩问，那么他所谓“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则从根本上解决了如何办好大学的途径。须知这种教育理念，在国际尤其德、法乃教育通例；在君主专制的中国虽曾是异类，但到近代并非蔡元培“独得之秘”，可是只有他学得最好，用得最像，这一教育通例的实施，在欧美主要借助于制度；在中国，蔡元培将之与自己学识、人格融为一体，有时更借重他人格的力量。

诚如陈平原所谓：蔡元培入主北京大学后，以文科作为推行改革的突破口。蔡校长此举之深谋远虑，起码可以如此解说：首先，北大以文理两科为中心，理科起步不久，文科则实力雄厚；其次，重点建设理科，所需经费远比改造文科要大得多，非当时窘迫的学校财政所能承担；再次，就对时代思潮及社会风尚的影响而言，文科无疑更直接，也更有效--假如当初蔡校长首先经营理科，北大不可能两三年内焕然一新，并引领时代潮流；最后一点，也许最重要，即，改造文科，乃在校长本人的兴趣及能力范围之内。

现代学术的发展日益趋于专门化，因此，专家易得，通才难求。总揽大学全局的校长，需要的恰好是“通才”而非“专家”。看看蔡校长兴趣盎然地谈论文学、史学、哲学、美术、音乐、政治、伦理、教育等，而且全都具备“高等常识”，你不能不佩服。这样的大学校长，方才配谈“兼容并包”。学识渊博而且兴趣广泛，才能有学术上的前瞻性与判断力，所谓“识鉴”，所谓“气度”，均以此为基础。陈平原：《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第124、126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9月版。

三、蔡元培“三顾茅庐”聘独秀

蔡元培1917年1月4日到北大视事。

蔡元培早就知道尚处于由京师大学堂向现代大学转型过程中的“北大太腐败”,但他更深知一所大学的兴衰关键在人才。实际未到任，蔡元培一到北京，就先访问医专校长汤尔和询问北大情况。汤说：“文科学长如未定，可请陈仲甫。陈君现改名独秀，主编《新青年》杂志，确可为青年的指导者。”因取《新青年》十余本示蔡。

汤尔和是陈独秀留日时抗俄运动中的同学，又俨然浙派学者群中领袖，他的话在同乡蔡元培（蔡为浙江绍兴人）那里是有分量的。但汤毕竟是北大的编外参事，他对蔡元培说：“（北大）文科、预科的情形，可问沈尹默君；理工科的情形，可问夏浮筠君。”蔡元培：《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东方杂志》第31卷第1号（1939年1月1日）。夏浮筠是理科学长，沈尹默是预科国文主任。蔡元培决定从文科入手“改革北大”。他听从汤的指点，专程去拜望了素昧平生的沈尹默。沈尹默是北大的“鬼谷子”，学生看他“很深沉与喜治红老之学（《红楼梦》与《道德经》），手持一把羽扇，大有谋士的态度。北京大学许多纵横捭阖的事体，都是他经手的。”罗家伦：《蔡元培时代的北京大学与五四运动》，《百年国士》第1卷第55页。他果然为蔡元培提供了不少金点子。沈又是陈独秀早年（1910年左右）在杭州“徜徉在湖山之间，相得甚欢”的诗朋酒友，“酒旗风暖少年狂”就是他们当年生活情趣的写照。沈尹默与汤尔和也过从甚密，他自然也向蔡元培郑重推荐了老友陈独秀。据说文科本科教授马叙伦（夷初）也在校长面前力挺陈独秀。

其实蔡、陈本是熟人。早在1904年他们曾经同是反清暗杀团的成员。陈独秀说：“我初次和蔡先生共事，是在清朝光绪末年，那时杨笃生、何海樵、章行严等在上海发起一个学习炸药以图暗杀的组织。行严写信招我，我由安徽一到上海便加入了这个组织，住上海月余，天天从杨笃生、钟宪鬯试验炸药。这时孑民先生也常常来试验室练习、聚谈。”陈独秀：《蔡孑民先生逝世后感言》。1933年陈独秀在南京狱中，蔡元培为之作《独秀文存序》时说：“二十五年前，我在上海《警钟报》社服务的时候，知陈仲甫君。那时候，我们所做的，都是表面普及常识，暗中鼓吹革命的工作。我所不能忘的，是陈君在芜湖与同志数人合办一种白话报，他人逐渐的因不耐苦而脱离了，陈君独立支持了几个月；我很佩服他的毅力与责任心。”蔡元培：《独秀文存序》，《独秀文存》卷首，上海：亚东图书馆1933年第9版。蔡元培主编《警钟日报》与陈独秀创办《安徽俗话报》都在1904年，1904年到1933年应是二十九年非蔡先生所写的二十五年。但他对陈独秀的“毅力与责任心”印象深刻却是千真万确的。1934年蔡元培写《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提到“我对陈君本来有一种不忘的印象”仍指办《安徽俗话报》的事。倒放电影，回到1916年年底，蔡元培“听汤君的话，又翻阅了《新青年》，决意聘他”为文科学长。

《新青年》以“改造青年之思想”为“天职”。“翻阅了《新青年》”，蔡元培对汤尔和所说陈独秀“确可为青年的指导者”的话坚信不移；同时更为欣慰的是，陈独秀的教育思想竟然与他的非常接近。

1915年，陈独秀针对中国传统教育的弊病，提出了四大教育方针：一、现实主义（植基现实生活，探求人生真理），二、惟民主义（主权在民，实行共和政治），三、职业主义（尊重职业，植产兴业），四、兽性主义（意志顽强，体魄强健，信赖本性，顺性率真）。陈独秀：《今日之教育方针》，《青年杂志》第1卷第2号（1915年10月15日）。这与蔡元培民初在教育总长任上提倡的“五育并举”（军国民主义教育、实利主义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观教育和美感教育）蔡元培：《对于新教育之意见》，《民主报》1912年2月8日。非常接近。蔡元培进而把军国民主义划为体育，实利主义划为智育，公民道德与世界观教育划为德育，他是美感教育的首倡者，组合起来就是他在中国教育史最先提出的德、智、体、美四育方针。

蔡元培认定北大“声名狼藉”，原因“一在学课之凌杂，二在风纪之败坏。救第一弊在延聘纯粹之学问家，一面教授，一面与学生共同研究，以改造为纯粹研究学问之机关。救第二弊在延聘学生之模范人物，以整饬学风。”蔡元培：《致吴稚晖》（1917年1月18日）；高平叔《蔡元培年谱长编》（中册）第6页。显然，在蔡元培的构想中是让陈独秀承担第二项使命，稍后而至的胡适则承担第一项使命。因此他是要陈独秀出任专职文科学长（亦即文学院院长）。君子谋之以道。既然陈独秀如此对铆，即使是三顾茅庐，蔡元培也要请他出“隆中”。

恰好当时，陈独秀与汪孟邹为亚东图书馆招股事在北京（1916年11月26日自沪出发，28日抵京）。在蔡元培访他之前，陈独秀已与老同学汤尔和、老朋友沈尹默会过面。汤尔和知道陈独秀住在前门外一家旅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