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新式标点及分段的施行,使原来“语词、字句、语句等彼此连续不断地写着,一点也没有把他们分离出来”的小说读本,终于条理化、规范化了,令人耳目一新。吴组缃曾回忆他1922年在芜湖读中学时买亚东本《红楼梦》的情景,他“高小毕业时,借看过石印本《金玉缘》,堆墙挤壁的行款,密密麻麻的字迹,看得头昏眼胀,似懂非懂。但是极感兴趣。……《红楼梦》就在我心里占据了一个特殊地位。现在我买到手的,属于我所有的这部书,是跟我平日以往看到的那些小说书从里到外都是完全不同的崭新样式:白话纸本,本头大小适宜,每回分出段落,加了标点符号,行款疏朗,字体清楚,拿在手里看看,确实悦目娱心。我得到一个鲜明印象:这就是‘新文化’!”“我们不只为小说的内容所吸引,而且从它学做白话文:学它的词句语气,学它如何分段、空行、低格,如何打标点用符号”。吴组缃:《漫谈红楼梦亚东本、一传抄本、续书》,见《说稗集》第236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
反对派也把白话小说作为“新文化”来攻击,如林纾就写过两篇小说(《荆生》、《妖梦》)将陈独秀、胡适、钱玄同丑化为禽兽,“以俟鬼诛”。《妖梦》中还写到这些文人新人之“白话学堂”门外大书一联云:“白话通神,红楼梦、水浒真不可思议;古文讨厌,欧阳修、韩愈是什么东西”林纾:《妖梦》,见《中国新文学大系·文学论争集》第431页,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5年版。。
白话小说当然还不是“新文化”。这在当年陈独秀就明确论断说:“若是把元明以来的词曲小说,当做吾人理想的新文学,那就大错了。”但陈独秀、胡适以亚东版这种新思想(新序)与新形式(标点)武装起来的中国古典小说,作为白话最形象最通俗的示范,无疑是明智的选择。中国古典小说虽源远流长,只有到陈独秀、胡适时代才以前所未有的英姿被投入到当代的文化批评与文化建设之中去。因而亚东版白话小说,不仅使古典小说焕发了艺术青春,也猛烈地冲击了传统文化,更吸引了一大批知识青年走上新文化道路。诚如胡适所言:“中国国语的写定与传播两方面的大功臣,我们不能不公推这几部伟大的白话小说了。”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见《胡适学术文集·新文学运动》第148页。
再如“左行横拖”。钱玄同从1917年5月起就反复呼吁,并从现代医学角度上来论证:人的眼睛是左右并列的,不是上下垂直的。如果左顾右盼,就十分“省力”;如果上下仰俯,就非常“费力”。从而肯定“横行”比“直行”可行与便利。当然也有人以“横行法合卫生”、“横行字易读”、“横行字又美观”为由力陈其中可行性、科学性、可信性,来响应钱玄同的呼吁。第一个理由可以“延长目力的寿命”;第二个理由则可以“少头痛之患”。作者有一个试验的结果:“在鄙人自己的试验,读直行文字,费时较多。吾曾用二张相同的纸,就报上抄下了两节的时事,那两纸上的字数,是相同的(共只185字),每行的长短,也无差异,但是试验的结果,直行字费我50钞钟,那横行的只35秒。试看那两段文字,是很短小的,而试验的结果,已有十五秒钟的差别;那末依这比例算起来,吾们倘读一部《水浒》,若是那《水浒》是横行的,只须十一日七小时,就可读完,但若是直印的,便要费两星期又两天七小时的工夫。试思那《水浒》一书,只因为横印直印的不同,读者就有五天光阴的差别!若照这样想来,吾们天天看报章读书籍,只因为排印不得法,不知空费了吾们多少光阴!吾们生在这二十世纪的舞台上,万事都不得不讲经济,这光阴的经济难道可以忽视么?”张东民:《华文横行的商榷》,《新青年》第9卷第4号。
这么科学的建议,因“多数国民不皆能受中等教育”的习惯势力抵制,应者寥寥。有读者来信责之为“骇人听闻,不能按部就班”,这不但会引起“多数人奇异”,甚至有“媚外”之嫌疑。《通信》,《新青年》第4卷第6号。而印行者却将之视“花头”不愿费事,以至仅此一端就令杂志过期。1918年10月5日汪孟邹致信胡适说:
《新青年》过期太久,炼亦深不以为然。但上海印业、商务、中华不愿代印,其余民友各家尚属幼稚,对于《新青年》以好花头太多,略较费事,均表示不愿。目前是托华丰,尚不如前之民友。炼今日代群益向民友相商,子寿之意如可如期,决不惜费,奈民友竟一意拒绝,使人闷闷,拟明日更至别印所接洽。汪孟邹:《致胡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存《胡适档案》。
从“决不惜费”云云中透露,增添了新式标点之类“花头”的《新青年》是否能如期出版的关键还在那个“费”字上。
1918年11月26日钱玄同又为此郑重地致书《新青年》同人:
上月独秀只提出《新青年》从六卷起改用横行的话,我极端赞成。今见群益来信,说,“这么一改,印刷工资的加多几及一倍”;照此看来,大约改用横行的办法,一时或未必能实行。我个人的意思,总希望慢慢的可以达到改横行的目的。
真叫于心不甘,可惜改革与成本的矛盾横在眼前,《新青年》内部对这“除旧布新”的方案意见也不尽一致。原打算第6卷第1号实行,“只因印刷方面发生许多困难的交涉,所以一时尚改不成,将来总是要想法的。”《通信》,《新青年》第6卷第1号,1918年1月15日。谁知直到《新青年》终期,也未实行这项改革。令后世史家诰叹为:元典的遗憾。幸好有同为1915年创刊的《科学》(编者为胡适留美的同学)率先实行“左行横拖”的排版方式。稍后胡适主编的北大《国学学刊》也用横排及新式标点,讨论国学的刊物,竟用“蛮夷的”形式,也是个“小小的革命了”。而后有人效尤且艰难推广,才有我们现在通行排版范式。
再说白话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