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一，为看屎蜣螂的故事，有似中国先哲屎中觅道，见诸他的学生蒋梦麟的《西潮》。蒋说：

有一个夏天下午，杜威教授、胡适之先生和我三个人在北平西山看到一只屎蜣螂正在推着一个小小的泥团上山坡。它先用前腿来推，然后又用后腿，接着又改用边腿。泥团一点一点往上滚，后来不知怎么一来，泥团忽然滚回原地，屎蜣螂则紧攀在泥团上翻滚下坡。它又从头做起，重新推着泥团上坡，但结果仍旧遭遇同样的挫败。它一次接一次地尝试，但是一次接一次地失败。适之先生和我都说，它的恒心毅力实在可佩。杜威教授却说，它的毅力固然可嘉，它的愚蠢却实在可怜。

蒋氏讲完这个故事喟然而叹：“这真是智者见智，仁者见仁。同一东西却有不同的两面。这位杰出的哲学家是道地的西方子弟，他的两位学生却是道地的东方子弟。西方惋叹屎蜣螂之缺乏智慧，东方则赞赏它之富于毅力。”蒋梦麟：《西潮·新潮》第256-257页，长沙：岳麓书社2000年9月版。

智慧与毅力都是美德，然两者却不能互相替代。在这见智见仁者中，正好反映了东西文化的差异。揭示这差异并让中国人从中得到智慧的启迪，大概就是杜威两年多在中国讲学布道的真谛所在。1921年6月30日午间，北大、高师、女高师、新学会、尚志学会在中央公园“来今雨轩”为杜威一家饯行。杜威、杜威夫人、杜威女儿都作了精彩讲话。杜威夫人别具一格地讲了一个故事。她说：

我将对诸君讲一个故事，以代表我此次在华的意义。我到高师上课去，看见一间教室，有四个学生在那里，一个人正在奏钢琴，两个人正在拉不同的两种弦琴，一个人正在高声朗诵。这样的情形，在一间房内，可以有异调异器而竟同发展，各不相妨，这是从前所少见的。这个故事，是我到中国来所得的最可宝贵的纪念品，什么事体都可以用他来说明。

前回我们到山西去，山西的地方是很守旧的，虽然阎督军也在那里提倡新政，然对于女子教育并不注意，不过全国教育会议在山西开会，竟于这样不注重女子教育的环境中，通过全国学校公开得让女子加入的议案。这回我们到福建，这是比山西还不如了，差不多没有公立的学校，但是他们依然有私立的或教会立的学校，仍然井井有条的办他们的事业。到了广东，看见政治社会种种设施都在那里各各并进，而于教育尤是锐意革新。这是我的终身忘不掉的纪念，就是和一室内各事其事的学生一样，能用异器异声异调去找相当的谐和，无论什么好的事总抵不上这一件。将来找到一个大家共同的目的，渐渐的异途同归，这才是中华民国真正统一这一天。现在的中央说统一了，各省又宣告独立了，都是假的，一时的，浮面的。美国人从前总以中国为一大块黑暗的地方，五六十岁的都作如此想，我从前也不敢来，但是来了以后，觉得不然，暗室当中已经有了电灯，墙上挂着的许多美术品都因而看见了。转见《胡适日记》（1921年6月30日），《胡适全集》第29卷第333-334页。

五四是中国自春秋战国之后又一个百家争鸣的时代。外来的本土的，激进的温和的，传统的现代的，各种思潮都空前地活跃着、激荡着，相克相生，消长起伏，蔚为壮观。恰如杜威夫人所云：“能用异器异声异调去找相当的谐和。”杜威接着说：“中国青年都渴望新思想，对于学理只是虚心的公开的去研究，毫无守旧的态度，全世界无论哪一国里要找这一群青年恐是很难的。就是年长的人，也很肯容纳新的思想，与青年有一样的态度。这是新时代的精神，科学的精神，并不只是西方的精神。”“中国是一个教育的国家”，“中国就是东西文化的交点”转见《胡适日记》（1921年6月30日），《胡适全集》第29卷第333-335页。。与上一个故事联合起来看，或许可以说将西方的智慧与东方的毅力相汇合，就犹如“暗室当中已装有了电灯”。有这电灯照耀，就能发现中国并非“一大块黑暗”，原来它的墙上挂着许多美术品。装点此关山，今朝更好看。这就是杜威他们眼中的五四。

“能用异器异声异调去找相当的谐和，无论什么好的事总抵不上这一件”。这其中未必不包含一份祝愿与期待。九十年后的我们闻之仍感到温馨与惶恐。

九、五四之后蔡元培为何要与学生决斗

五四学生运动风起云涌，历时两个多月。诚如蔡元培所云：“政府知势不可侮，乃释放被逮诸生，并决定不签和约，罢免曹、章、陆，于是五四运动的目的完全达到了。”蔡元培：《我在五四运动时的回忆》。

于是立即有个新问题严峻地立在人们面前，作为五四运动胜利者的学子们，将以什么样的精神面貌走向新的生活？

学生领袖罗家伦清醒地知道：“自从六三胜利以来，我们学生界有一种最流行而最危险的观念，就是‘学生万能’的观念，以为我们什么都能办，所以什么事都要去过问，所以什么都问不好。”其实这是古往今来的胜利者们常有的心志，不徒学生如此，当然学生更容易如此。

那震惊全国的北大讲义风潮，就是五四胜利者们闹出来的。蒋梦麟作为事件的见证人，有客观的记录：

学生们在“五四”胜利之后，果然为成功之酒陶醉了。这不是蔡校长等的力量，或者国内的任何力量所能阻止的，因为不满的情绪已经在中国的政治、社会和知识的土壤上长得根深蒂固。学校里的学生竟然取代了学校当局聘请或解聘教员的权力。如果所求不遂，他们就罢课闹事。教员如果考试严格或赞成严格一点的纪律，学生马上罢课反对他们，他们要求学校津贴春假中的旅行费用，要求津贴学生活动的经费，要求免费发给讲义。总之，他们向学校予取予求，但是从来不考虑对学校的义务。他们沉醉于权力，自私到极点。有人一提到“校规”他们就会瞪起眼睛，噘起嘴巴，咬牙切齿，随机准备揍人。蒋梦麟：《西潮·新潮》第131-132页。按，《光明日报》2008年6月8日发表黄兴清《罗家伦致信北大校方赶英文老师辜鸿铭“下课”--一份新见北大档案的介绍与解读》，披露：1919年5月3日，即五四运动爆发前一天的上午，罗家伦在忙于策划北京高校学生运动的间隙，还做了一件迄今鲜为人知的“重要”事情--他准备好了一份给北大校方的上书，要将自己的老师--拖辫教授辜鸿铭赶下讲台。只是由于五四运动的爆发，直到五四风暴平息后的8月8日，他才将此信正式递交校方，促成了辜鸿铭的“下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