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的新学校--河滨学校的街对面有一所希洛联盟学校。希洛联盟学校是为父母在种植园工作的孩子们开办的，大多数该校学生的父母隶属于工会。河滨学校则是为父母是种植园主的孩子们开办的。
　　
　　从四年级开始，我转到河滨学校，开始与种植园主的孩子们一块上学。在20世纪50年代，走在河滨学校的校园里，我常会望向街对面的希洛联盟学校。我看到学校与学校之间的分层并不是因为种族，而是金钱。从这时起，我便开始了对学校和教育体系的怀疑。我知道这其中一定有问题，但我却弄不清究竟是什么。如果我们家不是住在与河滨学校所在街道的同一侧，那我就很有可能是去希洛联盟学校而不是河滨学校了。
　　
　　从四年级到六年级，我与种植园主的后裔们同校--而这些人的家庭开办的种植园体系正是我的亲人们想要逃离的地方。而我在学校时，却和这些孩子一块儿玩耍，一起成长，还去过他们的家。
　　
　　小学毕业以后，我在河滨学校的许多同学被送到了寄宿学校。我则就读于街道远处的公立初中。在那里，我加入到街道对面的孩子们--从希洛联盟学校毕业的孩子群中。我更加意识到富裕家庭中长大的孩子和贫困以及中产家庭中长大的孩子的不同。
　　
　　我的父亲受过良好的教育，是夏威夷教育系统的高层。他不仅能离开种植园，还成功地成为了政府工作人员。虽然我的爸爸上过学，获得了高等教育的学位，并有了不错的工作和丰厚的薪水，但我们家在经济上仍不宽裕--至少比不上我富朋友的家庭。每次我去富朋友家做客时，总觉得和富人比，我们缺少了什么，但又不知道到底是什么。在9岁时，我便开始思考为什么上学并没有使我的父母变得富有。
　　
　　种植园
　　
　　为了使自己的孩子能获得良好的教育，从而能离开甘蔗园，我的亲人们辛勤工作，过着节俭的日子。我看到了河滨学校和希洛联盟学校之间的关系，我有过和种植园主家的富孩子做朋友的经历，也有过和种植园工人的孩子做朋友的经历。在小学，基础教育相差无几--但有什么东西缺失了，直至今日。
　　
　　我的亲人们只是努力让他们的孩子离开种植园。但曾经乃至现在仍然存在的问题是，我们在学校从来没有学会如何拥有自己的种植园。因此，我们中的许多人继续在新的种植园--大型跨国企业、军队或政府中工作。我们去上学是为了找一个好工作。我们被教导要为富人工作，从富人的银行那儿借钱，再通过我们的退休金计划购买共同基金，这实际上是投资于富人的企业--而不是如何成为富人。
　　
　　许多人并不愿听到，他们接受学校系统的教育其实是陷入了一个大网，富人编织的阴谋大网。人们同样不愿意听到，富人操纵了我们的教育系统。
　　
　　劫持教育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