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和尚答道：“当然啦。你想了解哪些隐士？”接下来的一个小时，我们一杯接一杯地喝着热橙汁，倾听着一长串名单：有些人刚在山里过了一个冬天，还有人已经四十年没有下山了。我们发现了隐士的天堂。临走前，我问一位和尚这些山的名字。他说：“这里是终南山。这儿是真修行的出家人来的地方。”

    1959年，作家赖特在他的《中国历史上的佛教》（ Buddhism in Chinese History）一书中，以此观点作为结言：“我相信，中国佛教作为一个有组织的宗教，我们正在看到的是它的最后一线光明。” 当时几乎没有人会反对这种看法。在其后的岁月里，佛教似乎已经从中国人的头脑和心灵中被清除掉了。没有被烧毁或洗劫的寺院和道观都变成了学校和工厂，幸存的极少数的寺庙被用来驻扎新的寺庙工作组，过去寺庙里的大部分人都被迫还俗了。在过去的三十年里，中国国内和国外的观察家们都断言，这场运动是一个巨大的成功，它彻底清除了人民群众的精神鸦片和迷信。大多数观察家已经把佛教视为死去的宗教。每当我跟约翰?布洛菲尔德—他翻译了黄檗和慧海禅师的语录，这两本语录多年来一直指导着我的修行—谈起这个话题，他都会长叹一声，然后建议我们谈点儿别的事情。

    当我开始考虑参观中国大陆、亲眼去看看佛教现状的时候，我断定：如果佛教在中国或其他任何地方还存在，那么它更多地会依赖于生活在茅篷①或岩洞里的比丘或比丘尼，而不是依赖生活在寺庙里的那些人。回顾佛教两千五百年的历史，我没有发现任何一位大师不是先经过一段隐居生活而开悟的。当我最终决定去参观中国大陆、看看佛教是否还存在的时候，我决心把精力集中在隐士传统上，而不是寺院传统。

    当时我并不乐观。动身前两个星期，台湾“陆委会”行政秘书告诉我，共产党早就把大陆上的隐士连同真正的出家人消灭光了。我是谁呀，还敢争论？一个月后，与五个年轻和尚坐在那个小小的土坯寺庙里，看着门外绵延不尽的苍蓝的终南山，喝着热橙汁，记录着隐士们的地址，我只有微笑的份儿了。

    第二天，史蒂芬和我离开西安地区，继续我们横穿中国大陆的 “奥德赛”①。我们又爬了其他一些山，与另外一些隐士进行了交谈。他们中大部分是佛教徒，但也有很多是道教徒；大部分是和尚、道士，但也有很多尼师和道姑；大部分上了年纪，但也有很多年轻人。他们都很清贫，但是他们的微笑，使我们觉得自己遇见了中国最幸福、最有智慧的人。

    我们所考察的山中，有一座叫太姥山，就在福建省东北部。在路上，我们碰到一位居士，他把我们带到一个山洞前，洞里有一位八十五岁的老和尚，他在那儿已经住了五十年了。在我们交谈的过程中，老和尚问我，我反复提到的那个“毛主席”是谁。他说，他是1939年搬进这个山洞的。当时这座山的山神出现在他的梦里，并且请求他做这座山的保护者。从那时起至今，他再也没有下过山。弟子们和当地村民给他带上来他所需要的为数不多的物品：面粉、食用油、盐，还有每五年左右一条新毯子或一套新衣服。他的修行方法是持名念佛，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的意思是“无量光佛”、 “无量寿佛”。爬过那么多座山，遇到过那么多隐士之后，我们终于慢慢地明白了“无量”的含义。

    下山的路上，我们停下来拜访两位在附近山洞里修行的隐士。他们在那里也住了几十年了。他们送给我们两公斤“东方美人”作为临别赠品—那是他们自己的小茶园出产的。它是我过去非常喜爱的茶种，现在仍然是。从来没有外国人来过他们的山，所以他们想送给我们一点儿特殊的纪念品。

    我们沿着山路继续往下走，来到山脚下的一个村庄里。

    我们上了一辆公共汽车，它半路抛锚了。于是我们又换了一辆公共汽车，最后到了福州。

    在旅馆里登完记，我们冲了个澡，洗了衣服，像往常一样出去闲逛，找冰镇啤酒。

    第二天，史蒂芬和我乘公共汽车来到港口城市厦门，然后搭下一班船回到了香港。几天后，我们回到台湾，放松了下来。但是我们同时也做好了准备：回去做一次更长时间的旅行，拜访全中国的隐士。可是，原来有意赞助我们的人都消失了，突然之间，我们只有靠自己了。我们考虑放弃这个计划，或者等着，直到条件好转。可是我们发现的东西令人难以忘怀，我们无法一直等到条件合适或者合乎我们的心意才再去大陆。我们举棋不定，抛了两次硬币 —两次都是正面。于是六个星期后的八月上旬，我们又回去了。很显然，我们不得不忘记拜访全中国隐士的计划，不得不把自己的行动限定在我们的经济能力所能承受的范围之内。权衡了各种可能性之后，我们选择了隐士的天堂。